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疯了吗？那可是祖宗三代积攒下来的家业！」
1922年11月的海丰县城，彭家大宅里传出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26岁的彭湃正将一摞摞田契搬出家门。
他要当众烧掉这些代表着5300亩土地的契约，从此与地主阶级彻底决裂。
01
1903年，海丰县城龙津溪畔。
8岁的彭湃站在自家后院的高墙上，能看见河对岸大片大片的稻田。那些田都属于彭家，一眼望不到边。
「少爷，快下来，摔着了老爷要骂的。」下人阿福在下面喊。
彭湃没理会，他盯着一个佃农，那人正弯着腰在田里插秧。烈日当空，那人的衣服湿透了，紧紧贴在瘦削的背上。
「阿福，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哪个？」
「就那个插秧的。」
「少爷问这个做什么？那是张三，欠了咱家三年的租子，老爷正要撵他走呢。」
彭湃皱起眉头。昨天他听父亲说，今年收成好，家里又多收了两百担租。既然收成好，为什么还要撵走佃农？
三天后，彭湃在家门口遇见了张三。那人跪在地上，额头磕得咚咚响。
「老爷开恩，再宽限几日，小的一定把租子补上。」
父亲彭辛站在门槛上，脸色铁青。
「宽限？去年宽限，前年也宽限，年年如此！今年收成这么好，你还交不上租？」
「老爷，小的家里婆娘病了，孩子又小……」
「够了！明天日落之前，交不上租就给我滚！」
彭辛转身进屋，门砰地关上。
张三跪在地上，身子抖得厉害。彭湃看见泪珠从那张黝黑的脸上滑落，砸在青石板上。
当天晚上，彭湃趴在窗台上想了很久。张三一家种了彭家的田，从天不亮忙到天黑，收上来的粮食大半要交租。剩下的那点，勉强够一家人不饿死。
可父亲什么都不用干，每年光收租就有一千六百担。
这到底是为什么？
1906年，11岁的彭湃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嫡母。家里的长辈们商量着分家产，为了那些田地房屋吵得不可开交。
彭湃坐在院子里，听着屋里传来的争执声。他忽然觉得可笑——这些人为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争来争去，那些真正在田里劳作的人，却一辈子分不到一寸土地。
1909年，14岁的彭湃进了海丰县第一高等小学。有一次，他在作文里写道：「农民终年劳碌，食不果腹。地主不事生产，却衣食无忧。此何理也？」
国文先生看了，在本子上批了两个大字：「妄言！」
彭湃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没有擦掉。
02
1917年6月，21岁的彭湃站在黄埔码头的轮船上，回头望着渐行渐远的广州城。
轮船驶入大海，浪花拍打着船舷。同船的留学生们聚在甲板上，谈论着国内的局势。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军阀割据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
「彭兄，你去早稻田学政治经济，将来打算做什么？」一个姓李的同学问。
彭湃望着海面，沉默了一会儿。
「改革。」
「改革什么？」
「改革这个让大多数人活不下去的制度。」
抵达东京后，彭湃先进了成城高等预科学校学日语。他学得很快，三个月就能和日本人正常交流。
1918年9月，他考入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开学第一天，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关系。」
那年冬天，彭湃在东京的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店主是个戴眼镜的老人，看见他买这本书，多看了他一眼。
「年轻人，这本书在日本也是禁书。」
「我知道。」
「看这种书是要坐牢的。」
「我还是要看。」
老人笑了，从柜台下又摸出两本书。
「既然要看，就看全套。这是《资本论》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不收你钱了。」
彭湃抱着三本书回到租住的小屋，点起油灯，一页页翻开。
窗外下起了雪，灯光在纸页上跳动。他读到马克思写的那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手指停在那行字上，停留了很久。
1919年3月25日，北洋政府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上签了字。
消息传到东京，中国留学生们愤怒了。
彭湃平时不爱照相，那天特地约了两个同学去照相馆。三个人并排站着，脸上没有笑容。
「为什么要照这张相？」同学问。
「纪念国耻。」彭湃说，「我要把这张照片带回去，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天。」
照片洗出来后，他在背面写下一行字：「民国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国丧纪念。」
两个月后的5月7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纪念"五七国耻"三周年。
日本军警冲进会场，挥舞着警棍。彭湃看见一个女学生被推倒在地，额头磕破了，血流了一脸。
「住手！」他冲上去，被两个军警按住。
警棍抽在后背上，火辣辣地疼。
那天晚上，三千名留学生决定罢学回国。彭湃被推选为组织者之一，负责联络上海方面。
轮船再次驶离横滨港，这次是集体回国。站在甲板上，彭湃看见东京的灯火在夜色中渐渐远去。
03
1919年9月，迫于北洋政府的强令，彭湃不得不返回日本继续学业。这次他没有再去照相馆，而是直接去了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
图书馆里有一个进步师生组织，叫"建设者同盟"。他们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讨论如何建立合理的新社会。
彭湃加入后的第一次活动，就是去郊区农村调查。
那是一个叫川崎的小村子，住着三十几户佃农。同盟的成员们分头走访，记录佃农们的生活状况。
彭湃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脸上刻满了皱纹。
「您好，我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想了解一下您家的情况。」
老人打量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让他进了门。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小油灯。老人的妻子正在补衣服，针线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
「您种了多少地？」
「八反。」老人说。一反地相当于一亩。
「收成怎么样？」
「今年收了三十俵米。」一俵约等于六十公斤。
彭湃在本子上记录着，问了最关键的问题：
「要交多少租？」
老人的脸色暗下来。
「二十俵。」
彭湃的笔停住了。种了八反地，收了三十俵米，要交二十俵租。剩下十俵，一家四口人，一年下来平均每人只有两俵半，还要留种子、交税。
这就是佃农的生活。
和海丰没有任何区别。
回到东京后，同盟召开讨论会。彭湃把调查结果拿出来，在黑板上列了一张表：
收入：30俵
租金：20俵
剩余：10俵
留种：2俵
税费：1俵
实得：7俵
人均：1.75俵
「诸位看，」他指着黑板说，「一个佃农家庭，一年到头只能得到收成的不到四分之一。这还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如果遇到灾年，连这点都保不住。」
「那地主呢？」有人问。
彭湃又在旁边写下另一组数字：
收租：20俵 × 50户 = 1000俵
成本：0
利润：1000俵
「地主什么都不用做，光收租就有一千俵米。这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教室里一片沉默。
1920年10月，彭湃和几个中国留学生成立了"赤心社"。他们聚在一起，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在国内还很难找到的书。
有一天深夜，读完《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页，彭湃合上书，对身边的同学说：
「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人类的痛苦，根源在经济制度。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就必须推翻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
「你打算怎么做？」
彭湃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远处传来电车的声音。
他缓缓说道：「回国。去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
1921年5月，轮船再次靠岸上海。
这次，彭湃带回来的不是愤怒和迷茫，而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清晰的目标。
在上海停留期间，一个叫施存统的人找到他，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你有什么打算？」施存统问。
「回海丰，做农民运动。」
「光有热情不够，还要有方法。」
「我在日本学了三年，知道该怎么做。」
施存统看着这个年轻人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
「那就去做吧。中国的农民运动，需要你这样的人。」
04
1921年7月，彭湃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海丰县城。
彭家大宅还是老样子，只是院子里多了些杂草。母亲周凤已经五十多岁了，见到儿子回来，眼泪止不住地流。
「湃儿，你总算回来了。你大哥说，要给你在县里谋个差事。」
彭湃放下行李，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
「娘，我不做官。我要去农村。」
「去农村做什么？」
「帮助农民。」
周凤的脸色变了。
「你疯了？咱们家是地主，你去帮农民，这像什么话！」
彭湃没有争辩，只是说：
「娘，我心意已决。」
当天晚上，大哥彭汉垣找到他。
「听说你要去农村？」
「是的。」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每年靠收租过日子。你要是帮农民，以后还收不收租了？」
「我就是要让农民不交租。」
彭汉垣拍案而起。
「逆子！你这是要断咱们家的根！」
彭湃平静地看着大哥涨红的脸。
「大哥，农民种地一年，收成的大半都要交租，剩下的连吃饱肚子都难。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那是他们命不好！」
「不是命，是制度。」
两兄弟第一次为了这件事吵起来，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天，彭湃换上一套白色的学生装，戴上白通帽，骑着自行车出了城。
他要去赤山村。那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村子，有两百多户人家，大部分是彭家的佃户。
七月的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田埂上，几个农民正在车水。彭湃停下自行车，走过去。
「各位辛苦了。」
农民们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洋装的年轻人，都愣住了。
「你是……」
「我是彭湃，想和各位聊聊。」
一听是彭家的少爷，农民们的脸色都变了。有人扔下水车就要走，彭湃赶紧拦住。
「别走，我不是来收租的。」
「那您来干什么？」
「我想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
农民们面面相觑，没人敢接话。
彭湃站了一会儿，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他脱下外套，挽起袖子。
「我来帮你们车水。」
「使不得，使不得！」
「没什么使不得的，我小时候也干过农活。」
他走到水车旁，双手握住车把，用力踩起来。
水车吱呀吱呀地转，水从沟渠里被提上来，流进稻田。
彭湃的白色裤子很快就溅上了泥点，汗水浸透了衬衫。
农民们站在一旁，不知该说什么好。
一直车到太阳西斜，彭湃才停下来。他坐在田埂上，喘着粗气。
「各位，我真的想了解你们的生活。能不能聊几句？」
这次，终于有人开口了。
「彭少爷，您想问什么？」
「你们一年能收多少粮食？」
「看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能收三百斤。」
「要交多少租？」
农民的脸又暗下来。
「一半。」
彭湃心里一沉。他知道租子重，但没想到竟要一半。
「剩下的够吃吗？」
「勉强够。」那人苦笑，「要是遇上灾年，就得借高利贷了。」
「借了还得上吗？」
「还不上。利滚利，一辈子都还不清。」
彭湃看着眼前这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这就是他要改变的现实。
接下来的半个月，彭湃每天都往农村跑。他帮农民插秧、拔草、车水，晚上就和他们坐在地头上聊天。
慢慢地，有些年轻的农民开始愿意和他说话了。
但好景不长。
8月的一天，彭湃骑车进城，发现街上的人看他的眼神很奇怪。有人指指点点，有人窃窃私语。
他走进一家茶馆，伙计看见他，脸色一变。
「彭少爷，您……您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伙计欲言又止。
彭湃回到家，几个亲戚正坐在客厅里。看见他进来，都露出关切的表情。
「彭湃啊，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很好。」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还担心你……」
彭湃皱起眉头。
「担心我什么？」
亲戚们面面相觑，没人敢说。
还是母亲周凤叹了口气，说出了实情。
「外面都在传，说你得了精神病。」
彭湃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
这是那些地主绅士搞的鬼。他去农村宣传，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造谣，说他疯了。
「娘，我没病。」
「那你为什么天天往农村跑？一个地主家的少爷，跟农民混在一起，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周凤哭了起来。
「你要是真疯了，娘也认了。怕就怕你是装疯，故意要气死我们！」
彭湃看着母亲的泪，心里很难受。但他不能退缩。
「娘，我没疯，也没装疯。我只是想做一件对的事。」
「什么对的事？」
「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周凤擦着眼泪，摇头不语。
从那天起，彭湃发现去农村更难了。农民们听说他"得了精神病"，都躲着他。
他站在十字路口，想和过路的农民说话，人家看见他就绕道走。
有一次，他追上去，那农民吓得拔腿就跑。
「我没病！」彭湃在后面喊，「我真的没病！」
但没人信。
05
1922年6月，彭湃已经在农村工作了快一年，进展却微乎其微。
他坐在家里，翻着这一年的日记。密密麻麻的记录里，全是失败。
妻子蔡素屏端来一碗汤。
「喝点汤，别想太多。」
彭湃接过碗，却没喝。
「素屏，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没有。」蔡素屏坐在他身边，「你想帮农民，这没错。错的是方法。」
「什么意思？」
「你穿着洋装去农村，说着农民听不懂的话。他们把你当外人，当然不愿意听你的。」
彭湃放下碗，若有所思。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
「脱下洋装，换上农民的衣服。说农民能听懂的话，做农民能理解的事。」
蔡素屏的话点醒了彭湃。
第二天，他把白色的学生装收起来，换上一套粗布短衣。头上戴着斗笠，脚上穿着草鞋。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个真正的农民了。
这次他没有骑自行车，而是步行去赤山村。走到十字路口，看见几个农民正在树荫下休息。
彭湃走过去，摘下斗笠，坐在他们旁边。
「今年这天气，够热的。」
农民们看了他一眼，没认出来。
「可不是，都半个月没下雨了。」
「稻田缺水吗？」
「缺。得天天车水，累死人。」
彭湃从腰间摸出一个水壶，递过去。
「喝口水吧。」
农民接过去喝了一口，看了看彭湃。
「兄弟是哪个村的？」
「我不是村里的，我是……」彭湃顿了顿，「我是来帮大家的。」
「帮我们？」农民笑了，「我们这些苦命人，有什么好帮的？」
「就是因为苦，才要帮。」
彭湃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张表格。
「你们看，这是我算的账。一个佃农，种十亩地，一年收三千斤粮食。要交一千五百斤租，留三百斤种子，交两百斤税。剩下一千斤，一家五口人，平均每人两百斤。够吃吗？」
农民们凑过来看，眼睛都瞪大了。
「不够。两百斤才四百来斤，连半年都撑不住。」
「那怎么办？」
「借粮。借了还不起，就借高利贷。」
彭湃点点头。
「所以你们越种越穷，对不对？」
「对！」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农民们面面相觑。
「命不好呗。」
「不是命。」彭湃站起身，指着远处的稻田，「是租子太重。你们种地，收成的一半要交租。地主什么都不干，就能拿走一半。这公平吗？」
农民们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
「不公平。可是能怎么办？田是人家的，不交租就得滚蛋。」
「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呢？」
「团结？」
「对。成立一个农民自己的组织，一起跟地主谈。减租减息，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话一出，农民们都摇头。
「不行不行，地主有钱有势，咱们斗不过。」
「一个人斗不过，十个人呢？一百个人呢？」
彭湃的声音高了起来。
「全海丰有多少佃农？几万人！如果大家都团结起来，地主能把几万人都撵走吗？」
农民们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
「说得好听。可谁敢带头？」
彭湃深吸一口气。
「我。」
「你？」
「对。我来组织，我来带头。」
农民们打量着这个穿粗布衣的年轻人，半信半疑。
「你是谁？」
彭湃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
「我叫彭湃。」
这下农民们都站起来了。
「你是彭家的少爷？」
「是。」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因为我看不惯这种不公平。」彭湃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家是地主不假，但我不想靠剥削农民过日子。我要和你们站在一起，改变这个吃人的制度。」
农民们沉默了很久。
最后，一个叫李老四的中年人开了口。
「彭少爷，您真心想帮我们？」
「真心。」
「那我信您。」李老四伸出手，「咱们就成立个农会，您当会长。」
彭湃握住那只粗糙的手，用力摇了摇。
「不，我不当会长。农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应该由农民自己管。」
1922年7月29日晚上，得趣书室。
这是彭家在城郊的一处房产，平时没什么人来。今天晚上，点起了灯。
彭湃和六个农民围坐在一张方桌旁。桌上摆着茶水和几碟花生。
「各位，」彭湃站起来，「今天把大家请来，是要商量成立农会的事。」
六个人里，有李老四，有张三，有几个年轻的农民。
「彭先生，农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张三问。
「农会，就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彭湃解释，「大家都是佃农，都受地主剥削。一个人力量小，斗不过地主。但如果团结起来，成立农会，就不一样了。」
「那农会能做什么？」
「第一，跟地主谈判，要求减租减息。」
「地主会同意？」
「一个人去谈，地主不会理。几百人一起去，他就不得不听。」
农民们点点头。
「第二，」彭湃继续说，「农会可以帮大家解决纠纷。比如地主克扣租子，拖欠工钱，农会可以出面主持公道。」
「这个好！」
「第三，农会还可以办夜校，教大家识字，学文化。」
彭湃说完，看着六个人。
「各位，愿不愿意加入农会？」
李老四第一个举手。
「我加入。」
其他五个人也纷纷举手。
「好！」彭湃拿出一张纸，「那我们现在就成立农会。我提议，会名就叫赤山农会。同意的举手。」
六只手齐刷刷举起。
「通过。现在推举会长。我提议李老四当会长。」
李老四连忙摆手。
「我不行，我不识字。」
「不识字没关系，会长要的是威望和公道心。」彭湃看着他，「李大哥，你在村里德高望重，大家都服你。由你来当会长最合适。」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就让李大哥当吧。」
李老四推辞不过，只好答应。
就这样，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农会，在一间不起眼的小书室里诞生了。
当天晚上，彭湃回到家，在日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今日成立农会，会员七人。虽人数不多，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功快到了。」
06
农会成立的消息很快在赤山村传开了。
起初，大多数农民都在观望。加入农会的人增长缓慢，到9月底也才五十多人。
彭湃并不着急。他知道，农民受了几千年的压迫，要他们相信自己能翻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他继续每天往农村跑，白天帮农民干活，晚上召集农会成员开会，商量如何发展。
有一次，李老四提出一个问题。
「彭先生，现在农民最怕的，是地主报复。要是地主知道谁加入了农会，把他赶走，怎么办？」
彭湃想了想。
「那我们就搞个大的，让地主没法报复。」
「怎么搞？」
「办一次农民大会，把周围几个村的农民都叫来。人一多，地主就不敢动手了。」
这个主意得到大家赞同。
1922年11月初，彭湃开始筹备农民大会。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周围十几个村子，逐户动员。
「11月18日，龙舌埔，有大事。」他对每个农民说，「记住了，一定要来。」
「什么大事？」
「到时候就知道了。」
彭湃故意卖关子，就是要吊起农民的胃口。
11月17日晚上，彭湃回到家。母亲周凤正在客厅里，看见他进来，叹了口气。
「湃啊，听说你明天要在龙舌埔办什么大会？」
「是。」
「能不能别办了？你大哥他们都说，你这样下去，会把彭家的名声搞臭的。」
彭湃在母亲对面坐下。
「娘，我知道您担心。但这件事，我必须做。」
「为什么非要做？」
「因为农民需要有人站出来。」彭湃看着母亲，「娘，您知道吗？咱们家每年收那么多租，可佃户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
周凤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
「湃啊，娘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她停顿了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农民真的不交租了，咱们家靠什么过日子？」
彭湃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他站起身，走到母亲面前，跪了下来。
「娘，儿子不孝。但儿子已经决定了，要把分给我的那份田产，全部分给佃户。」
周凤的脸色一下就白了。
「你说什么？」
「我要把田契烧掉，让佃户自耕自食。」
「你疯了！」周凤颤抖着站起来，「那可是你祖父留下的家业！」
「正因为是祖父留下的，我才要改变。」彭湃抬起头，「娘，这些田产，是祖父剥削农民得来的。我不能继续靠剥削过日子。」
「湃啊……」周凤的眼泪流了下来，「你要是这么做，就是彭家的逆子！」
「那我就当这个逆子吧。」
彭湃说完，站起身，走出了客厅。
那天夜里，他一夜未眠。
窗外的月光很亮，照在他准备好的田契上。那是一摞厚厚的纸，每一张都代表着几十亩土地。
加起来，有670多石，折合5300多亩。
明天，这些纸都会化为灰烬。
11月18日，龙舌埔。
一大早，农民们就陆续赶来了。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
「听说彭先生要宣布大事。」
「会是什么事？」
「不知道。等着看吧。」
到了上午十点，龙舌埔已经挤满了人。彭湃粗略数了数，至少有两三千人。
他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环视四周。
这些晒得黝黑的脸，这些粗糙的手，这些破旧的衣衫，都是他要改变的对象。
「各位父老乡亲，」彭湃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今天把大家请来，是要办一件大事。」
人群安静下来。
「大家都知道，我彭湃出身地主家庭。我家有田产5300多亩，每年收租1600担。」
农民们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彭湃为什么要说这个。
「但是，」彭湃的声音高了起来，「这些田产，是我祖辈剥削农民得来的。我不能继续靠剥削过日子。」
他弯腰，从台下拿起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摞田契。
农民们的眼睛都瞪大了。
彭湃举起第一张田契，大声读出上面的字。
「赤山村东田二十亩，佃户张三。」
他停顿了一下，看向人群中的张三。
「张三在不在？」
「在！」张三挤到台前，不知所措地看着彭湃。
「这块田，从今天起，就是你的了。不用再交租。」
说完，彭湃从腰间掏出火柴，点燃了那张田契。
火苗腾起，田契在他手中化为灰烬。
人群里爆发出惊呼声。
彭湃没有停，他拿起第二张田契。
「赤山村南田十五亩，佃户李老四。李大哥，这块田也是你的了。」
又一张田契烧掉。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彭湃一张接一张地烧，火光映红了他的脸。
农民们从惊讶变成震撼，从震撼变成激动。
「彭先生真的在烧田契！」
「那可是几千亩地啊！」
「彭先生是真心帮我们！」
等到最后一张田契烧完，彭湃抖了抖手上的灰烬，对着人群大声说：
「各位，从今天起，这些田地都归你们所有。自耕自食，不用再交租！」
人群沸腾了。
有人高喊：「彭先生万岁！」
有人跪在地上磕头。
有人哭了起来。
李老四挤上台，握住彭湃的手，声音哽咽。
「彭先生，您……您这是何苦啊。」
「不苦。」彭湃笑了，「我终于做了一件该做的事。」
那天下午，赤山农会的会员从五十多人增加到两百多人。周围村子的农民也纷纷要求成立农会。
彭湃的名字，一夜之间在海丰传开了。
地主绅士们骂他是疯子，是逆子，是败家子。
农民们却叫他「彭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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