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七月
编辑|夏天
1986年深秋的月海镇，刚从贪污嫌疑中洗清冤屈的郑德诚，在镇政府门口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当着三十多个干部的面宣布要辞职。
这事儿搁现在可能不算啥，但在那个“铁饭碗”比命金贵的年代，就跟炸了锅似的。
要知道半年前，他还是全县树的改革典型，带着大伙儿搞“造城计划”，把荒滩涂变成了商品房。
可偏偏这节骨眼上，他把乌纱帽一扔，转身要去倒腾海鲜生意。
当时李秋萍拽着他胳膊问为啥，老郑就说了句：“月海这潭水，我趟不动了。”
直到三年后刘丹在酒桌上说漏嘴，李秋萍才明白，那场让全镇停电三天的风波，早就在郑德诚心里埋下了辞官的种子。
一张建房批文引发的官场地震
要说清楚这事儿，还得从1984年那份红头文件说起。
那会儿全国都在搞县域经济改革，月海镇守着海边却穷得叮当响。
李秋萍当时在经济办当干事，天天对着滩涂发愁，突然翻到上级发的《关于鼓励干部带头发展城镇建设的意见》。
眼睛一亮：让干部先在镇上盖房，村民一看干部都来了，自然跟着搬，这不就能盘活经济？她把想法跟郑德诚一合计，老郑拍板：“干！”
本来这是好事，可坏就坏在找错了中间人。
县委办主任刘丹自告奋勇帮忙协调县级干部，拍着胸脯说“包在我身上”。
她确实有本事，半个月就拉来二十多个县局干部，选了块靠海的好地就是后来吵翻天的滨海路。
动工那天刘丹还特意剪了彩，说要把这儿建成“干部示范小区”。
可房子刚盖到第二层，郑德诚突然召集会议，把一沓建房凭证往嘴里塞，边嚼边说：“滨海路地界归渔业队，这地不能用。”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那些掏了钱的干部炸了锅，刘丹当场就哭了，说郑德诚让她在领导面前丢尽脸面。
郑德诚这事儿办得确实不地道，就算地界有争议，也该提前打招呼，不该当众吞凭证让人下不来台。
但他后来跟李秋萍解释：“我是怕啊，今天给这批干部开了绿灯，明天其他干部都来要地，月海这点家当经得起几轮分？”
更绝的还在后面。刘丹觉得咽不下这口气，转头就找了供电局的王局长。
三天后，月海镇突然断电，工厂停工、居民家里没电做饭，连镇医院的冰箱都停了。
李秋萍急得直跺脚，跑去问刘丹，得到的答复是：“郑德诚不给干部面子，就得让他知道厉害。”
那会儿李秋萍真没看透刘丹，平时看着挺热心肠，关键时刻为了面子能把全镇民生当筹码。
这场停电风波，让月海的改革差点夭折，也让郑德诚成了县干部圈子里的“公敌”。
从改革先锋到贪污嫌犯：一场精心设计的围猎
郑德诚这人有股犟脾气，越是被针对越要干出样子。
断电事件后他咬着牙推进造城计划，硬是在荒滩上盖起了两百多套房子，还引来两家外资企业。
眼瞅着月海要变样，麻烦却找上门了。
1985年底，县纪委突然收到举报，说郑德诚拿了房地产商的好处费，还把最好的地块留给自己亲戚。
牵头告状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滨海路吃了亏的几个干部，背后还有个叫钱昌远的商人在煽风点火这人之前想承包造城工程被郑德诚拒了。
调查队一进驻，月海镇就炸开了锅。
郑德诚被停职那天，李秋萍在办公室翻出他藏在书柜后的账本，一笔笔都记着清清楚楚：哪笔钱买了钢筋，哪笔钱付了农民工工资，连他自己垫付的差旅费都标得明明白白。
她抱着账本跑到县纪委，拍着桌子说：“你们要是查不出问题，必须给郑德诚道歉！”那时候李秋萍还觉得，这就是场误会，澄清了就好。
可等郑德诚洗清冤屈回来，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他开会总拍着桌子说“月海三年要变样”，现在却常一个人在海边坐着。
有天晚上李秋萍陪他喝酒，老郑突然说：“秋萍你信不？这次是诬陷，下次就是栽赃，月海发展起来了，盯着这块肥肉的人多着呢。”
当时李秋萍还劝他：“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现在想想，还是太年轻。
1986年冬天，郑德诚递交辞呈的前一天，刘丹突然来找李秋萍，神神秘秘地说：“省里有领导打招呼，想让自己侄子接月海的项目。”
李秋萍这才明白，郑德诚不是怕了那些诬陷他的人，是看透了只要他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会挡了别人的路，月海的发展成果早晚要被蛀空。
他选择离开，反而是把干净的月海留给了老百姓。
后来郑德诚去了深圳，听说靠海鲜生意发了家，但再也没回过月海。
李秋萍偶尔会想起1984年那个夏天，三个人蹲在滩涂上画图纸，刘丹笑着说“以后咱们就是月海的功臣”。
谁能想到，最后竟是这样的结局。
其实郑德诚的故事，在那个年代不是个例。
我查过资料，80年代末全国有十几万干部辞官下海，他们中不少人都跟郑德诚一样，不是败给了困难，是败给了复杂的人心。
现在月海镇成了旅游景点，滨海路上盖满了民宿。
有游客问起那块“改革先锋”的石碑，当地老人会说：“这是郑书记留下的，他啊，是个好人，就是太犟。”
或许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犟脾气的改革者注定要付出代价，但他们留下的路，却让后来人走得更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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