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不好挣”“消费降级”是经济健康化的必然阵痛——访马克思主义学者张员启》

笔者：近来关于经济压力、消费观念转变的讨论很多，一些人认为这反映了经济面临挑战，您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员启：这个问题需要放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完整历史进程中理解。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当前的一些现象，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迈向更成熟阶段过程中的结构性调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引导这种调整朝向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笔者：但许多普通劳动者感到“钱不好挣”，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

张员启：我们首先要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按劳分配原则鼓励的是辛勤劳动致富，保护的是通过诚实经营和创造性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当前部分行业的调整，实际上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国家近年来在防止两极分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完善税收制度、加强行业监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等，这些政策正在发挥作用。所谓“钱不好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某些领域存在的投机性、泡沫化获利空间正在被压缩，这是经济健康化的表现。

笔者：您提到防止两极分化，这如何与先富与共富的既定方针相协调？

张员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部署。这一过程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的。当前阶段，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公平方面的主体作用，也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创新、就业、市场活力方

面的积极作用。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在国家调控下的互补共进关系。通过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我们正在构建“先富”与“共富”之间的制度桥梁。

笔者：“消费降级”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次变化？

张员启：对“消费降级”需要辩证分析。一方面，我们要重视部分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通过完善失业保障和困难群体救助制度，筑牢民生底线。例如，政府通过多种手段稳定农产品价格，把肉蛋价格下调增加人民群众营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关心人民福祉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消费降级”也反映了消费观念正在从符号消费、过度消费向理性消费、绿色消费转变，这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消费增长等同于民生改善，而是要看消费结构是否更健康、更符合人的真实需要。

笔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这一经典命题？

张员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策略选择。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基础更加雄厚，当前我们更加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不是回到平均主义，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例如，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实际上能够扩大内需市场，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这本身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笔者：您如何看待分配制度的演进方向？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关系是什么？

张员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原则，它承认劳动者在能力、贡献上的差异，鼓励劳动创造。而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形态。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阶

段，我们已经通过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在某些领域孕育了按需分配的要素。比如，基本医疗保险、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都体现了基于社会成员基本需要而非支付能力的分配逻辑。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笔者：最后，您能否对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做一个总结？

张员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是一个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历史进程。当前出现的一些现象，是这一进程中的正常波动。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推进社会公平，在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势不在于消除一切经济波动，而在于能够通过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使这些波动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最终导向人的全

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我们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