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能代表汉族的服饰么？答案是，不能！|唐装|旗袍|民族|汉族|汉服|满族

汉服党喜欢汉服本没错，可偏偏动不动就把汉服说成是汉族专属服装；更有甚者，好些台湾品牌和网络营销号还一个劲鼓吹汉族就得穿汉服，顺带把清代服饰文化踩得一无是处。

你要是敢质疑汉服能不能代表汉族服饰，立马就给你扣上“满遗”的大帽子。

所以今天必须掰扯清楚。汉服到底能不能代表汉族人的服饰？

一

中华服饰本就是多元交融的产物，清代元素早已扎根56个民族服饰肌理

中国服饰文化能一直鲜活有生命力，核心就是“多元一体”的传承与融合，割裂任何一个朝代尤其是踢开清代服饰，都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包容性的彻底误解，更是实打实的历史无知！

中华服饰从诞生起就带着超强的吸纳整合力，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单一存在，几个关键节点就能看清这份底色。战国赵武灵王为图强推行“胡服骑射”，他曾问身边人《战国策·赵策二》《史记·赵世家》原文：“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最终他坚定主张原文：“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

这两句实打实的文言文记载，没有半句删减，正印证着华夏文明为了变强，主动放下偏见吸纳北方游牧民族短衣、长裤、皮靴这些服饰精华的开放基因，这哪里是简单换件衣服那么轻巧的事，分明是牵动整个国家军事训练、社会生活的大改革，早就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华夏服饰打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民族的闭门造车，里面早就深深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智慧与创造，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单一的服饰传承。

到了唐代，国力强盛到了顶峰，也催生了极致的文化自信，服饰的多元交融也跟着走到了最鼎盛的阶段。

《旧唐书·舆服志》里清清楚楚记载着：“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

这段话把当时的场景写得明明白白，不管是宫廷里跟着皇帝出行的宫人，还是民间的士族女子、寻常百姓家的姑娘，都流行穿胡人的衣服、戴胡人的帽子，连出门骑马都敢摘掉遮挡面容的帷帽，就顶着胡帽素颜露面，不光是服饰，当时的宫廷音乐里最流行的是胡人的曲子，达官贵人餐桌上摆的都是胡人的美食，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透着浓浓的胡风，这根本不是什么被外族同化。

反倒是一个国家国力强、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足以说明中华服饰从来都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能容得下各种各样的风格，越是包容就越有生命力，越能在交融中开出新的花。

再到元代，统治者更是践行了“各从本俗”的治理智慧，《大元通制条格·户令》里记载着元世祖即位后下达的诏书原文：“即皇帝位……诏天下……诏曰：‘……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

这段话虽然主要说的是各民族的婚姻习俗，但字里行间都能看出当时朝廷对各个民族固有风俗的尊重。

而清代，更是中华服饰融合的关键节点，它的服饰成果深深塑造了近现代中国服饰面貌。

更重要的是，清代服饰和汉族服饰的交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旗袍与唐装，两者都是满汉服饰交融的结晶，更是清代服饰元素扎根汉族服饰的铁证。旗袍最早是由满族妇女的旗装演变而来。

在清代中期的时候，满族妇女穿的旗装就已经开始主动吸收汉族服饰里精致的刺绣工艺，原本简约的旗装衣襟、袖口、裙摆上，都慢慢绣上了汉族传统的花鸟、祥云纹样，既保留了旗装宽松舒适、便于活动的特点，又多了汉族服饰的雅致与精美。

到了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变革，满汉两族妇女之间的服饰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汉族妇女会穿改良后的旗装，满族妇女也会穿汉族的襦裙，大家互相借鉴、互相穿着对方的服饰，没有了民族的隔阂。

再到近代，旗袍又在满汉交融的基础上，引入了西式的立体剪裁工艺，原本平直的版型变得贴合身形，慢慢形成了如今大家熟悉的、能突出女性曲线美的现代旗袍款式，既藏着满族服饰的基因，又有汉族服饰的韵味，还融入了西方的审美，成了最能代表中国女性的服饰之一。

到了当代，旗袍更是被正式定为女性外交礼服，在各种重要的国际场合上绽放光彩，而且旗袍上的立领、盘扣这些核心元素，也被广泛应用到“新中式”服装里，不管是日常穿的衬衫、外套，还是正式的礼服，都能看到这些从清代服饰里传承下来的元素，早就深深融进了汉族的日常服饰中，成了汉族服饰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民族》杂志相关研究和众多近代旗袍实物样本，都能佐证这份交融的历史，每一件老旗袍都是满汉服饰交融的活化石，诉说着清代服饰与汉族服饰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了旗袍和唐装，清代服饰的核心元素也早就广泛渗透到汉族服饰的方方面面，深深扎根，没法割裂，这些核心元素就包括盘扣、立领、对襟和右衽。

其中盘扣虽然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但元代之后才慢慢普及，而立领在明代已经出现雏形，却是到了清代，和满族服饰结合之后才被强化、推广，最终成为中式服饰的标志性元素。这些元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共同构成了现代唐装的基础，大家现在穿的唐装。

其实就是以清代的马褂为雏形，保留了马褂的立领、对襟款式，又用了精致的盘扣做固定，面料上也多选用汉族传统的绸缎、棉布，还绣上了汉族喜欢的吉祥纹样，既有着清代服饰的影子，又满是汉族服饰的特色，不管是过年过节，还是日常穿着，都深受大家喜爱。

而且这些清代服饰里的核心元素，也常见于汉族蓝花布袄等近代汉族民间服饰，民间百姓穿的蓝花布袄，大多是右衽的款式，衣襟上用的是简单却结实的盘扣，领口也多是立领设计，既保暖又实用，这些元素经过清代的融合与推广。

早就从宫廷走到民间，从满族服饰融入汉族服饰，成了汉族百姓日常服饰里最常见的设计，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汉族民间服饰里总能找到这些清代服饰元素的影子，早就分不清哪些是满族的、哪些是汉族的，因为它们早就经过数百年的交融，成了一体，成了汉族服饰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实实在在的交融案例，还有那些一字未改的文言文文献记载，都能证明清代服饰从来不是汉族服饰的对立面。

而是和汉族服饰深度交融、互相成就的重要部分，清代服饰元素早就渗透到汉族服饰的肌理里，和汉族服饰的传统元素拧成了一股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没法拆分，更没法割裂，

否定清代服饰元素对汉族服饰的影响。就等于否定了汉族服饰数百年的传承与演变，等于无视满汉两族服饰交融的历史事实，不管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佐证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更是对历史的无知与不尊重。

二

更重要的是，排除清代服装文化，绝不是简单的割裂历史，更等于割裂了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的情感联系。

因为清代服饰元素早已深深嵌进各少数民族的服饰肌理，成为他们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记忆，而清廷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政策引导还是实地交流，都推动了清代服饰元素与各少数民族服饰的深度互鉴，留下了大量文献和实物佐证。

清廷曾专门编纂《皇清職貢圖》，系统记录各民族衣冠形貌，政策上推行“各从本俗”的宽松策略，同时还会赏赐具有满蒙藏元素的服饰来笼络各民族精英。

正是这样的政策和交流，让哈密维吾尔族女装（袷袢）在纹样、配色上慢慢和京城女装趋同，蒙古族服饰深受满族影响，西南地区的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服饰也融入了满汉文化的印记。

《五体清文鉴》以及新疆哈密与北京博物馆藏的清代女装实物，都能实打实证明这份交融的历史，每一件实物、每一段记载，都是清代服饰与各少数民族服饰互鉴的铁证。

满族的旗袍、马褂自不必说，本就是清代服饰的核心载体，而后慢慢演变成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服饰样式。

汉族的传统服饰里，盘扣从清代的实用装饰变成经典元素，立领、斜襟也从清代服饰中吸收改造，至今仍是中式服装的标志性设计，《黑龙江外记》里记载汉族服饰：“土人官戴缨帽，兵戴貂尾帽…皆缺襟…余皆马褂。”

赵翼《陔余丛考》也明确记载：“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这些原文一字未改，足以看出马褂、缺襟、缨帽这些清代服饰元素，早就融进了汉族服饰里，成为汉族服饰的重要组成。

而清代满族吉服袍到了清中后期，袖型也慢慢变阔，吸收了汉族宽袍的元素，实现了满汉服饰形制的深度融合，这更是满汉服饰互相借鉴的最好证明。

蒙古族的服饰受清代服饰影响极深，《清稗類鈔》里明确记载：“新疆蒙古人之禮服，同於滿人”。

直接说明蒙古族的礼服和满人的礼服形制一致，满式服饰的元素已经深深影响了蒙古族的正式服饰；《黑龙江外记》也记载蒙古族服饰：“土人以褡裨布制袍，或用茧绸，色尚蓝，灰酱次之，皆缺襟。亦有服绸缎者，十仅二三…余皆马褂。”

缺襟袍、马褂这些本是清代满族的典型服饰，却成了蒙古族百姓常穿的款式，日常服饰里满是清代服饰的影子，而且蒙古族服饰中，长袍的剪裁本就借鉴了清代满式长袍的宽松版型，领口的滚边工艺、衣襟的盘扣装饰，都是清代服饰元素与蒙古族传统服饰融合的结果。

既保留了游牧民族便于骑马、活动的特点，又为服饰增添了精致细节，不管是礼服还是常服，都和清代服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藏族的服饰同样融入了大量清代服饰元素，四川省石渠县藏族女子的盛装是最好的实物佐证。

她们穿的皮袍，襟、袖口和下摆都会用宽15厘米的水獭皮滚边，这种滚边工艺正是清代镶滚工艺的影响，让藏族皮袍在保暖实用的基础上，多了精致的装饰感。

而这种融合不是偶然，是清代满汉文化与藏族文化长期交流的结果，滚边元素也成了藏族盛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深扎根在藏族服饰文化里。

回族的传统服饰也深受清代服饰影响，赵翼《陔余丛考》里记载：“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及战裙。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

《清稗類鈔》也详细记载：“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衣之…雍正时，服者渐众，后则无人不服。”

这两段原文清楚记录了马褂从最初的营兵服饰，到雍正年间逐渐普及，再到后来无人不服的过程，而马褂、缺襟这些清代服饰元素，慢慢融入回族传统服饰。

回族男子常穿的对襟短褂就借鉴了清代马褂的款式，女子的长袍也融入了清代旗袍的修身剪裁，领口的盘扣、衣襟的暗纹，都带着鲜明的清代服饰印记，早就成了回族服饰的特色。

苗族的服饰以刺绣精美、款式别致闻名，而这些特色里，藏着不少清代服饰元素的影子。

《皇清職貢圖》记载苗族服饰“短衣繡緣”，这里的“繡緣”就是我们说的滚边，清道光《凤凰厅志》记载苗族服饰：“短衣跣足，以红布搭包系腰，着青蓝布衫，间有刺绣彩花”。

清同治《永绥厅志》也记载：“靖州、通道花衣苗妇女装，胸前、袖口、裤简均滚边绣花”，这些原文里的短衣、刺绣、滚边，都是清代服饰元素与苗族服饰融合的体现，苗族服饰中的立领设计、多层滚边，都是清代服饰元素传入后慢慢融入的。

很多苗族盛装的领口会用盘扣固定，衣襟处的滚边层次分明，和清代汉族女子服饰的滚边工艺一脉相承，刺绣更是在清代刺绣工艺的影响下，变得愈发精美，花鸟、虫鱼、吉祥纹样一应俱全。

既保留了苗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又融入了清代服饰的精致元素，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苗族服饰风格。

壮族的服饰同样离不开清代服饰元素的浸润，《皇清職貢圖》记载壮族服饰“青衣繡緣”，“繡緣”也就是滚边，是清代服饰里常见的装饰工艺。

清周诚之《龙胜厅志》也记载壮族服饰：“上穿绒织花布长领短衣”，这里的“长领”就是立领，本是清代服饰的标志性元素，却成了壮族女子常穿的款式。

壮族服饰里，女子的斜襟上衣、盘扣装饰，男子的对襟短褂，都是清代服饰元素与壮族传统服饰融合的产物，尤其是壮族的绣花盘扣，在清代盘扣的基础上加入壮族特色的刺绣纹样。

既保留了盘扣的实用功能，又增添了壮族的文化特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不管是日常穿着还是节庆盛装，都能看到这些融合的痕迹。

彝族的服饰也深受清代服饰影响，《康熙楚雄府志》记载彝族服饰“衣领以海虫巴饰之”，这里的领饰很可能就受了清代领饰的影响，让彝族服饰的领口变得更具特色。

《嘉庆楚雄县志》也记载：“衣襟当胸处绣花，广数寸或尺余”，这种胸襟绣花的装饰方式，和清代袍服的装饰风格十分相似，显然是借鉴了清代服饰的装饰元素。

彝族的传统长袍，吸收了清代满式长袍的长度和版型，袖口的收口设计借鉴了清代服饰的窄袖样式，同时搭配清代风格的盘扣，既符合彝族山地生活、便于劳作的山地生活、便于劳作的习惯，又融入了清代服饰的时代特色，让彝族服饰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多了新的韵味。

维吾尔族的服饰在清代与中原服饰的交融中，也吸收了不少清代服饰元素。

《皇清職貢圖》记载维吾尔族服饰：“台吉紅纓平頂深檐冠，衣長袖錦衣，絲縧革鞮。”，这里的长袖锦衣很可能就受了清代袍服的影响，形制上和清代的长袍有相似之处；而哈密维吾尔族的女装袷袢，纹样、配色都和京城女装趋同。

更是清代服饰元素融入维吾尔族服饰的直接证明，维吾尔族的很多传统上衣会采用立领设计，用盘扣固定，同时保留自身独特的花纹特色，既有着中原服饰的影子，又不失维吾尔族的文化个性，实现了多元融合的效果。

除了这些民族，傣族、布依族、朝鲜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服饰，都能找到清代服饰元素的痕迹。

《皇清職貢圖》对“沙人”“儂人”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有记载，比如“衣花布緣邊衣裙”、“短衣密鈕”，这里的“緣邊”就是滚边，“密鈕”就是盘扣。

都是清代服饰的核心元素，显然已经融入这些少数民族的服饰里。

而清代哈密维吾尔族女装袷袢的纹样、配色与京城女装趋同，更是各民族服饰交融的鲜活案例。

这些清代文献记载的原文，一字未改，每一句都能证明清代服饰元素对各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这些元素从来不是外来的“闯入者”，而是经过数百年的交流、碰撞、融合，慢慢扎根在各少数民族的服饰里，成为各少数民族服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否定清代服饰文化，就是否定各少数民族服饰里的文化传承，就是无视各民族之间数百年的交融历史，自然会割裂民族情感联结，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文化认同。

因为他们的服饰里，藏着和清代服饰相关的记忆，藏着和其他民族交融的印记，这是刻在骨子里、融进血脉里的情感联结，容不得半点割裂和否定。

三

尊重清代服饰文化，才是对中华文脉和民族交融的真正敬畏。清代服饰元素早已深深扎根各民族服饰肌理，成为民族情感联结的纽带，而想要真正读懂中华服饰的多元一体。

想要真正敬畏中华文脉与民族交融的历史，就必须正视并尊重清代服饰文化，这不是对某一个朝代服饰的偏爱，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对各民族交融成果的珍视，。

清初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历来被很多人误解，但抛开情绪看历史，就能发现它在客观上推动了满汉服饰的深度碰撞与交融，《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里明确记载着这份政策的核心原文：“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

这段原清清楚楚写明了政策推行的初衷和要求，能看出这一政策确实把服饰当成了政权更迭、臣民归顺的政治符号，推行过程也确实激烈严苛，是历史上少见的强制服饰变革，但我们不能只盯着政策的严苛性，更要看到它带来的客观结果。

正是这种看似强硬的碰撞，打破了满汉服饰之间的壁垒，让两种服饰文化有了深度接触、互相借鉴的机会，为后续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而当时民间自发形成的“十从十不从”默契，更是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关键的缓冲，这份默契虽然没有被收录进官方修订的史书里，却在清·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等众多明清笔记中留下了详细记载，。

《研堂见闻杂录》里还记载了政策初期的情况原文：“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至次年乙酉春，乃遣官严剃发之令。”

这段记载还原了清初服饰从“一仍汉制”到“严剃发之令”的变化过程，也正是这种政策的转变，催生了民间“十从十不从”的妥协默契，而“十从十不从”的具体内容就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

这份默契可不是简单的退让，而是文化抵抗与政治强权之间最智慧的缓冲带，它既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的政策要求，又最大限度保留了汉地的服饰习俗。

比如汉族女子依旧可以穿传统的襦裙、袄裙，婚丧嫁娶时的礼服也能沿用旧制。

僧人和道士的衣冠更是不受限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缓冲，满汉服饰才没有走向对立割裂，反而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慢慢走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满族服饰吸收汉族的刺绣、纹样、剪裁技巧，汉族服饰借鉴满族的立领、盘扣、版型设计，两种服饰文化在碰撞中互相成就，慢慢孕育出了新的服饰形态。

这种跨越百年的融合，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成为中华服饰文化里最耀眼的瑰宝，清代满族女子穿的传统袍服，原本是宽大直身的版型，没有过多修饰，后来慢慢吸收了汉族服饰精致的剪裁工艺和吉祥纹样，变得愈发雅致精美。

到了民国时期，又在满汉交融的基础上，吸收了西式立体剪裁的技巧，逐渐收腰、缩短衣袖，慢慢演变成了如今大家熟知的旗袍。

从清代的旗装到民国的旗袍，再到如今的现代旗袍，每一次演变都藏着民族交融的痕迹。

而清代男子穿的长袍马褂，更是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民国十八年《服制条例》（国民政府公报）里明确将其定为男子礼服，原文记载：“男子礼服：一、褂：齐领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脉……二、袍：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踝上二寸……”

这份官方文件一字未改，清清楚楚将源于清代的长袍马褂确立为国民礼服，足以证明清代服饰元素在近代服饰体系里的合法传承和重要地位。

而民国《服制条例》相关讨论里也提到原文：“民国成立，政体革新……服饰问题，迄未有一定之规定。”

这句话也如实反映了民国初期服饰处于新旧过渡、多元融合的状态，长袍马褂、旗袍、中山装、西式服装同时并存，而清代服饰元素就在这种过渡中，牢牢扎根在近现代服饰里。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明白，服饰从来不是判断文明正统的标准，更不是区分民族的唯一标识，《易·系辞下》里就说过原文：“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这句话把服饰和治国之道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为后世的服饰变革、“易服”政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源，说明服饰从来都不只是遮体保暖的工具，更承载着文化内涵和治理智慧。

而儒家治理思想的核心，更是强调尊重各民族的风俗差异，《礼记·王制》里明确记载着原文：“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这句话的意思是整顿教化但不改变各民族固有的风俗，统一政令但不改变适合各民族的生活习惯，这其中就包含着对不同民族服饰文化的尊重，说明因俗而治、包容差异才是最高明的治理智慧，也正是这种智慧，让中华服饰文化能在多元交融中不断发展。

唐代的韩愈在《原道》里更是直接点明了区分华夷的核心标准，他说原文：“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句话一字未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区分“华夏”和“夷狄”的关键，从来不是血缘出身，也不是穿什么款式的衣服，而是看是否践行华夏的礼义文明，是否认同中华的核心文化；《左传·定公十年》里也提到原文：“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这句话反映了早期华夏民族对文化界限的重视，也和后世“用夏变夷”的思想一脉相承，核心都是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这些古人的智慧都在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排他的，而是以礼义文明为核心，包容多元、兼容并蓄的文明，清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它继承并弘扬了中华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文脉。

而清代服饰作为这一时期多民族交融的产物，本就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清代服饰文化，就是尊重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就是尊重各民族交融的历史。

而清代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还有很多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可以佐证，清廷编纂的《皇清職貢圖》，核心内容就是对各民族衣冠形貌的图文记载，这本书里的每一幅图、每一段文字，都系统记录了清代多民族服饰共存的状态，有的民族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服饰，有的民族服饰里已经融入了满汉元素，是中华服饰“多元一体”最直观的视觉证据。

清·徐珂《清稗類鈔·服饰类》里还详细记述了满族马褂的流行过程，原文：“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衣之……后则无人不服，游街者亦服之矣。”

从最初只有军营士兵穿着，到后来全社会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连逛街游玩的人都在穿，马褂的普及过程，就是清代服饰元素融入各民族日常生活的过程，也是满汉服饰交融的缩影。

再看那些流传至今的实物，清代的满汉女袍、民国的旗袍，从清代宽大直身、没有明显腰线的袍服，到民国时期逐渐收腰、缩短衣袖。

再到后来吸收西式剪裁、突出女性曲线的现代旗袍，每一件实物都在诉说着服饰融合的故事。

证明服饰融合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渐进的历史过程，是满汉民族乃至各民族不断交流、互相借鉴的结果。

四

说到底，中国服饰文化压根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朝代的独角戏，而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动态历史，每个民族、每个朝代都在里头出了力、添了砖加了瓦，清代服饰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缺了它就断档了。

它不光装着满族的服饰智慧，更融着多民族的特色元素，还牢牢连着56个民族的情感，早就不是满族的专属东西了。

清代服饰的那些元素，早就渗进了56个民族的服饰里，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大多都把这些元素融进了自己的服饰文化中，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拆不开、割不断。

这就跟有人为了复原那些明朝建筑的假古董，居然非要把实打实的清朝建筑真古董给拆了一样，这种排斥清代服饰的想法，简直又荒唐又无知！

否定清代服饰，说白了就是否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否定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根本特质，跟拆了真古董去建假古董一样，荒唐透顶！

真正的汉服复兴，本该建立在对整个中华服饰史的敬畏之上，核心得是自信和包容，认可每个民族、每个朝代对服饰文化的贡献，而不是搞排他那一套，更不是盲目复古、割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