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内斗竟至如此地步？这个国家还有救吗？|以色列|伊朗|巴列维|穆斯塔法

2025年6月，在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伊朗与以色列停火后，很快有伊朗官员向媒体证实，伊朗接受了美国提出的“由伊朗先停火12小时，随后双方达成全面停火”方案。然而，没过多久，伊朗外长便驳斥了这一说法，声称伊朗并未同意停火；不过，若以色列在规定期限前停手，伊朗可考虑不再继续实施报复。

另一方面，伊朗军方则强硬表态，称美国的袭击让他们彻底放开了手脚。如此混乱的信息，令外界无从判断伊朗的真实立场。直至伊朗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对以色列停火，且后续数小时内确实无导弹从伊朗境内发射，这场冲突才被确认暂时告一段落。

这种自相矛盾的官方表态，在此前12天的伊以冲突中已多次上演，充分暴露了其国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及派系博弈的激烈。而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源，正是塑造当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那场伊斯兰革命。

伊朗古称波斯，是拥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强势扩张，成为世界上首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后因与希腊城邦的长期战争消耗国力，逐步走向衰败，最终被亚历山大帝国所灭。此后，伊朗地区历经多次政权更迭，诞生过多个盛极一时的强大王朝。

直至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伊朗与众多未及时跟上工业革命浪潮的国家一样，在短短数十年间便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巨大差距。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下，伊朗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与利益遭严重损害。但与大多数被迫接受现实、逐步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不同，伊朗曾有过帝国辉煌，骨子里尚存大国骄傲，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始终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凯加王朝时期，伊朗曾推行类似“洋务运动”的改革，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实现自强，但封建王朝的腐朽与局限性，最终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彻底失败。凯加王朝自此一蹶不振、日渐腐朽，1919年被迫同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然而，伊朗民众对英国的殖民侵略始终强烈抗拒，民间抗议浪潮此起彼伏，迫使英国不得不调整统治策略，改用代理人统治模式。

考虑到凯加王朝已声名狼藉、失去民心，英国从伊朗军队中选中威望较高的军官礼萨·汗作为代理人，支持其发动政变推翻凯加王朝。不料，礼萨·汗本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早已不满外国势力干涉伊朗内政，与英国合作仅是权宜之计。在借助英国力量掌控国家权力后，他立刻与英国翻脸，效仿土耳其凯末尔的改革模式，在伊朗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

礼萨·汗的改革有效提升了伊朗综合国力，收回了部分被外国侵占的主权。但对伊朗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实现工业化最快的路径是与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合作，获取技术、资金与资源支持。当时，英法俄均曾侵略伊朗，而德国不仅未趁火打劫，还曾向伊朗提供一定援助。因此，礼萨·汗选择与德国合作，即便二战爆发后仍拒绝与德国断交。

尽管礼萨·汗宣称保持中立，未公开站队德国，但伊朗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同盟国必须掌控这一关键区域。眼见礼萨·汗不愿妥协，英国与苏联分别从南北出兵伊朗，推翻其统治，将愿意配合盟军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扶上王位。礼萨·汗的战略误判，让伊朗付出了沉重代价。

巴列维吸取父亲教训，上台后紧紧依附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鉴于伊朗的战略地位，美国对其颇为慷慨：二战期间便给予大量援助，战后督促英国与苏联撤军，冷战期间更全力扶持巴列维王朝。在美国强力支持下，伊朗经济快速发展，从纸面数据看已跻身世界富裕国家行列。

1971年，为庆祝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巴列维国王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极尽奢华的庆典，连应邀出席的外国嘉宾都对其奢华程度惊叹不已。但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着伊朗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底层民众对国王统治的不满不断累积的残酷现实，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巴列维国王察觉到社会暗流，在美国指点与援助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白色革命”，试图通过改革缓解矛盾、巩固统治。然而，因政策存在诸多漏洞，且执行中腐败丛生、力度不足，这场改革最终适得其反，令巴列维国王得罪了社会各阶级：封建地主贵族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自然对国王心怀不满；底层农民起初对改革满怀期待，却发现分到的土地贫瘠狭小，无法维持生计，最终只能卖掉土地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生活更趋困苦，同样愤懑；即便在改革中略有获利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因无法获得与财富匹配的社会政治地位，对巴列维王朝统治心存不满。

一时间，各类反对派势力纷纷崛起，令巴列维国王疲于应付。恰逢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上台，其格外关注“人权”问题，施压下巴列维被迫释放一批政治犯，反对派势力由此迅速壮大、声势愈炽。

此时，伊朗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阿里·沙里亚提逝世，其支持者怀疑他非正常死亡，而是遭国王暗害。同年10月，最早公开批评国王并因此流亡海外的知名反国王教士代表霍梅尼之子穆斯塔法突发心脏病离世，进一步加剧民众对国王的质疑与不满。

穆斯塔法去世后，霍梅尼的激进支持者率先发起游行示威。由于社会对国王的不满已普遍积累，示威活动未随时间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起初仅数百人上街抗议，后发展至各城市均聚集成千上万抗议人群。巴列维国王试图出动军队镇压，却彻底激起民众愤怒，更多势力加入反国王阵营，局势彻底失控。

最终，1979年，深感大势已去的巴列维国王以治病为由逃往美国，伊朗民众迎回霍梅尼，拥戴其为国家最高领袖。在霍梅尼领导下，伊朗秉承“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理念，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即当代伊朗的雏形。

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初期数年，国家几乎处于政府瘫痪状态。巴列维国王因触犯太多阶层利益，使各方势力在“反对巴列维”目标上达成共识，共同推动伊斯兰革命成功，却也为革命后的权力分配埋下隐患，参与革命的群体成分极为复杂，不同派系对伊朗未来发展道路、政治体制设计存在巨大分歧。

当巴列维这一共同敌人消失后，各革命团体矛盾迅速爆发：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教士集团及支持他们的底层民众，希望国家回归伊斯兰传统；城市中产阶级则不愿放弃现代化生活，主张建立民主制度。从力量对比看，教士集团与底层民众占人数优势，而城市中产阶级拥有更多财富与资源，且在革命中贡献颇大，霍梅尼亦无法完全无视其诉求。

无奈之下，霍梅尼强行糅合各方诉求，设计出一套兼顾城市中产阶级需求、同时确保教士集团主导地位的特殊政治体制：一方面效仿西方选举制度，由民众普选产生总统与议会，主导国家行政事务；但民选政府所有决策须经最高领袖批准，而最高领袖由完全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推举产生，掌握国家核心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