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56年。
地点：上海虹口区。
弄堂里有个修鞋的，那行径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邪乎劲儿。
平日里，这人自称“刘书明”，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手艺也就在凑合和不凑合之间。
他窝在黑咕隆咚的小破屋里，见谁都低着个脑袋。
跟街坊邻居提起身世，只说是北方闹饥荒，逃难来讨口饭吃。
可偏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撞见这修鞋匠站在天井里，仰着脖子瞪着天，嘴里念念叨叨不知道在嘀咕啥咒语，两只手还在半空中比划十字。
这模样，活脱脱像个跳大神的。
但在那个风声紧的年代，这反常举动立马招来了群众的红袖章。
没过多久，公安干警一脚踹开了他的房门。
就在这个连下脚地儿都没有的猪窝里，大伙搜出了一个被他当宝贝供着的旧木箱。
锁头一撬，围过来的人全愣住了，脊梁骨直冒凉气：箱底压着一本画满鬼画符的《康熙字典》，更要命的是，还有一张盖着“昭和十六年”大印的日军奖状。
这哪是什么逃荒的苦力。
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点名要抓、毛主席亲自批示必须“限期归案”的头号要犯——吴蓝田。
为了收这厮入网，整整耗了五年光阴。
把日历翻回1951年。
一份联名请愿书送进了中南海。
在那上面签字画押的，是六位在冀鲁豫边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过革命的老前辈。
信写得挺长，归拢起来就一句话：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吴蓝田，毙了他。
咋就这么大的仇口？
一般来说，战争年代出的叛徒，多半是进了局子扛不住酷刑，要么就是被威逼利诱没挺住。
可吴蓝田这号人，是个另类。
他当年的反水，是一笔精打细算的“生意”。
1940年2月，根本没人抓他，吴蓝田是自己溜达进了日军驻河南第三十五师团的大院。
那会儿他是什么身份？
冀鲁豫边区地委组织部长。
这个官衔，意味着他手里攥着整个根据地的“底牌”。
在安阳那场“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的成立大会上，吴蓝田干了件丧尽天良的事。
为了给日本人纳投名状，他当着一众鬼子的面，点了一把火。
火盆里烧的，是一份党员名册。
这一把火下去，烧成灰的不光是纸，是无数地下党同志的护身符。
吴蓝田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光卖情报那是“一锤子买卖”，不值钱；帮日本人建起一套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班子，那才是长久的荣华富贵。
这种“行家型叛徒”，造成的破坏简直是毁灭级的。
因为是内行，他太清楚哪里捅刀子最疼。
地下交通站怎么布的点、干部们平时怎么走动、甚至连联络用的密码本，他一股脑全倒给了日本人。
报应来得太快。
短短三个月，鬼子策反了47个基层干部。
紧接着顺藤摸瓜，12个藏得极深的地下交通站像拔萝卜一样被连根拔起。
到了1941年春天，日军搞大扫荡。
因为情报准得吓人，好多村里的游击队和民兵还在被窝里做梦，枪都没摸着，就被堵在了炕头和地道口。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六位老干部在信里字字带血。
这笔债，是用人命堆起来的。
如今回过头看，一个人从受人爱戴的“吴书记”堕落成“吴汉奸”，跨度看着大，其实铺垫早就打好了。
1932年，吴蓝田也是条汉子。
在河南滑县，他领着穷哥们办合作社，斗地主，分东西。
那会儿他威望高得吓人，谁见了都得尊一声“吴书记”。
可到了1939年，味儿变了。
那年，已经是地委组织部长的吴蓝田下乡去“检查工作”。
按规矩，他这个级别的干部下乡，就算不吃糠咽菜，也得住乡公所。
可吴蓝田倒好，直接钻进了一户地主的大宅门，身边还带了个不清不楚的女人。
别人有意见，他把嘴一撇：“这是统战工作的需要。”
这五个字，成了他纵欲的遮羞布。
第二天走的时候，地里的老百姓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这位曾经带头下地的“吴同志”，居然坐上了两人抬的大轿子。
行头也换了样——怀里揣着亮晃晃的洋表，脚上蹬着滑县没见过的进口皮靴。
更离谱的是，他还挪用抗日经费，置办了一套红木家具，大摇大摆运回自家屋里。
当时也不是没人告状。
有个老农气不过，跑到地委拍桌子，说他“比那个伪县长派头还大”。
那咋没办他呢？
这儿有个管理上的误区。
吴蓝田虽然生活作风烂了，但他手里的活儿干得“漂亮”。
靠着在滑县的老脸面，他确实能弄来资源，也能把地主阶层哄得服服帖帖。
在上级眼里，这似乎叫“瑕不掩瑜”，或者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
吴蓝田那是猴精一样的人，立马嗅到了这个信号。
他琢磨明白了，只要打着“工作需要”的幌子，权力的红线是可以踩的。
从坐轿子、买家具，到嫌弃变现太慢，最后觉得“给日本人干赚得更多”，这中间的心理防线崩塌，其实就是一条直线。
当一个人把公家的权力当成自家买卖来做时，卖给谁，无非就是看谁出价高罢了。
1945年鬼子投降，吴蓝田这笔“投资”算是赔了个底掉。
照理说，这会儿该跑路保命了。
可他偏不，反而搞起了第二次“转型”。
他改名叫张金生，窜到上海开了家绸缎庄。
面上看着是做买卖，其实他又找着了新“金主”——国民党特务机关。
1948年淮海战役打得正凶，这位“张老板”摇身一变，成了“苏北粮商”。
他凑到前线，专门跟解放军后勤的人套近乎，谎称要帮着收粮食。
靠着演戏的本事，他硬是套出了蚌埠粮食转运的计划表。
情报火速送到了国民党空军手里。
两列装满军粮的火车，还在轨道上跑着就被炸成了大火球。
华中野战军的后勤补给线，差点因为这一炸给断了顿。
从给日本人当走狗到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吴蓝田每次选边站，都是极致的利己主义算计。
在他眼里，信仰是个屁，只有利益最大化才是真理。
建国后，镇反运动的大网拉开了。
吴蓝田又一次亮出了他那惊人的求生欲。
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档案太黑，必须彻底“格式化”。
他把原来的名字扔了，在苏北转悠一圈，最后又摸回了上海。
这回，他不当老板了，变成了虹口区那个不起眼的修鞋匠“刘书明”。
切断所有熟人关系，不交朋友，不提过去，在几百万人口的大上海，把自己活成了一粒尘埃。
要不是那个“夜观天象”的幺蛾子，没准他还真能蒙混过关。
讽刺的是，最后让他露馅的，恰恰是他那点舍不得扔的“辉煌”。
那个破箱子里的日军奖状，盖着“昭和十六年”的戳。
对他来说，那不光是一张纸，那是他曾经“翻身”的凭证，是用昔日战友的鲜血换来的“功勋章”。
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潜伏期，他舍得扔名字，舍得扔身份，唯独舍不得扔这点带血的虚荣。
1957年春天，吴蓝田被押回了河南郑州。
公审大会上，那些从冀鲁豫边区赶来的幸存者，手指头都要戳到他鼻子上。
面对当年那份被烧成灰的名册，面对那些因为他出卖而牺牲的战友家属，吴蓝田的心理防线算是彻底崩了。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吴蓝田被判处死刑。
这会儿距离他当上“吴书记”的那一年，整整过去了25个年头。
这25年里，他在战术伪装上没走错一步，却在战略选择上输得裤衩都不剩。
因为历史这本账，从来不是按一时得失来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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