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插着鼻饲管睡着的时候，我数了他手背上的斑点。九十七个。不对，眼皮上还有两个极淡的，该算九十九个。数到第三遍，他自己醒了，浑浊的眼珠缓缓转向我，嘴角动了动。我凑过去听，是气音：“……尿。”

护工小张要起身，我摆摆手，自己熟门熟路地拿起床下的便壶。伺候他这些年，这套动作比烧开水还顺手。扶他，转身，放便壶，擦洗，再扶他躺下。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轻飘飘的。

重新坐下时，他眼睛清亮了些，盯着天花板，忽然说：“春英，我梦见咱家老房子漏雨了。”

我一怔。老房子拆了有二十年了。

“房顶那窟窿，哗哗往下灌水。”他继续说，声音像漏气的风箱，“咱俩拿盆接，接了这个漏那个……你记得不？”

怎么会不记得。那是1974年夏天，大女儿刚满周岁，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四个盆都不够用，最后把炒菜锅都顶上了。他爬到房顶补漏，摔下来，瘸了半个月。

“记得。”我握住他枯枝般的手，“你逞能。”

他咧嘴，没牙的嘴像个黑洞：“那时候真年轻啊。”

就是那天晚上，他瘸着腿哄哭闹的女儿，突然说：“春英，咱们得活长点。”煤油灯下，他眼睛亮得吓人，“活到八十岁，看看这苦日子能变成啥样。”

如今我们真活到八十了。他在医院躺了三年，我在家和医院之间走了三年。苦日子是变样了，变成了白的墙，绿的窗帘，嘀嗒响的仪器，和永远散不去的消毒水味儿。

医生昨天找我谈话，说老爷子心脏像用久了的皮筋，没弹性了。“家属要有准备。”他说得委婉，可我懂。

准备什么呢？准备了六十三年，从1959年他推着独轮车把我娶进门，到三个孩子成家立业，到孙辈都上了大学。准备了一辈子，真到这时候，还是觉得什么都没准备好。

夜里病房只剩我们俩。他睡不着，我也没开灯。黑暗里，他忽然说：“春英，我想多活十年。”

我鼻子一酸，嘴上却硬：“老东西，贪心。”

“不是贪心。”他慢慢说，每个字都费劲，“是舍不得。舍不得你。”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滚下来，烫得很。六十三年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说“舍不得”。

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我忽然明白了些东西。像是走了很远的路，回头一看，路上闪着几个光点。我把这些光点捡起来，擦亮了，变成六句话。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我们两个老东西，用一辈子摔打出来的几句实在话。

第一句：吵赢了架，输掉了人，最不划算。

我们吵过最凶的一次，是为儿子改志愿。他要儿子学机械，我要儿子学医。从饭桌吵到床头，三天没说话。第四天早上，他煮了粥，煎了荷包蛋——我最爱吃的，边边焦脆，蛋黄流心。他把碗推到我面前，眼睛看着别处：“学医就学医吧，你胃不好，以后有儿子照应。”

我眼泪掉进粥里。那时候不懂，现在明白了：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理是直的，情是弯的，弯的才能绕在一起，缠成团，打不散。

第二句：你的伤疤，是我的功课。

他左小腿有道疤，拖拉机划的，缝了十八针。那年收麦子，他硬是瘸着腿干完。每晚我给他换药，脓血沾一手。我没嫌过，就是心疼，心疼得睡不着。

后来我子宫肌瘤手术，肚子上留了疤。他第一次看见，眼圈红了，粗糙的手指头悬在疤上，不敢碰。“受罪了。”他就说这一句，然后每天变着法炖汤，学会了煲鲫鱼豆腐汤，汤炖得奶白。

身上的疤会淡，心里的疼记得牢。夫妻就是彼此的创可贴，不一定好看，但得贴对地方，贴紧了。

第三句：话不用多说，但手不能闲着。

他是个闷葫芦。年轻时下地，一整天说不了十句话。可他会做事：我回娘家，他提前把我自行车链条上油；冬天我手脚冰凉，他每晚给我灌热水袋；后来我腰不好，他找了木匠，把家里所有凳子都加高了十厘米。

现在他动不了了，轮到我。每天给他按摩腿脚，虽然肌肉都萎缩了；给他念报纸，虽然他总是听一半就睡；给他剪指甲，小心翼翼，怕剪到肉。

话会随风散，手上的温度不会。摸了一辈子，我手上的茧子都知道他骨头哪儿凸哪儿凹。

第四句：记性要好，也要会忘。

他记得我所有喜好：不吃香菜，爱听评剧，农历三月十七生日。每年那天，哪怕最穷的时候，他也会变出点东西——朵野花，个发卡，或者只是早起煮的长寿面。

可他也会忘。忘了我摔碎他最喜欢的搪瓷缸子，忘了我因为他借钱给兄弟吵得掀桌子，忘了我说的气话“这日子不过了”。

我现在也学他。记得他怕打雷，记得他喝汤不放盐。忘了他昏迷前骂我“老太婆烦人”，忘了他有时候像个孩子无理取闹。

好的，存进心里；坏的，筛出去。婚姻这个筛子，眼不能太密。

第五句：年轻时的火星子，老了要换成暖炉子。

谈恋爱那会儿，他拉着我的手逛庙会，手心全是汗。生第一个孩子后，我们在灶台边拥抱，柴火噼啪响。那是火星子，亮，烫，一闪一闪的。

现在没了火星子，但我们有暖炉子。就是我每天来医院，坐下，握着他的手。不说话，就握着。他的手凉，我焐热；我的手凉，他其实也在用最后那点体温焐我。这温暖不烫人，温温的，缓缓的，从手心透到心里，够支撑一天又一天。

第六句：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初的模样。

去年他还能坐轮椅时，我推他去晒太阳。护工小张说：“奶奶对爷爷真好。”我笑：“他年轻时可俊呢。”

小张看看老爷子干瘪的脸，没接话。可我说的是真的。我现在看他，还能看见1959年那个小伙子：蓝布褂子洗得发白，站在独轮车旁，脸红到脖子根，叫我一声“春英同志”，声音都在抖。

他也一样吧。去年清醒时，他摸着我的白发说：“你还是扎两条辫子好看。”可我剪短发都三十年了。

我们在彼此眼里，从来没老过。他永远是那个为我爬上房顶补漏的愣头青，我永远是那个在灶台边为他缝补衣裳的新媳妇。时光在外面刀刻斧凿，可进了对方眼睛，就绕道走了。

这六句话，我没写纸上，就刻在心里。每天来医院的公交车上，默念一遍。像是念经，又像是充电。

老爷子昨晚情况不好，抢救了半小时。今天稳定些，看我来了，眼神跟着我转。我给他擦脸，他忽然很轻地说：“辛苦啦。”

就三个字，我眼泪差点又下来。擦完脸，我俯身，贴着他耳朵说：“老东西，你不是想多活十年吗？我批准了。”

他眼睛弯了弯，是在笑。

我握紧他的手。窗外的香樟树正抽新芽，嫩绿嫩绿的。春天又要来了，这是我们一起看的第八十一个春天。

十年太长，不敢想。

但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我还会来，握着他的手，把这六句话，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成实实在在的日子。

这就够了。

暖透的余生，从来不是不孤单，而是知道有个人，哪怕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就在那里。你在，他就舍不得走；他在，你就还有家。

这就真的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