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那个连钞票都要烫过才肯碰的上海第一名媛，最后是在这就东京的油锅边上，找回了自己的场子。
1954年的东京街头，有个油条摊子特别扎眼。
倒不是说油条有多稀奇，而是炸油条的这个女人，气质实在太“违和”了。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旧旗袍，腰杆挺得像是在参加国宴，手里拿的明明是炸油条的长筷子，那架势却像是在指挥交响乐。
这会儿的她，额头上全是汗，但眼神亮得吓人。
就在几年前，这位名叫任芷芳的中年妇女，还是那个出门必须坐自家消毒专车、理发都要自带纯金工具的“上海滩第一大小姐”。
短短几年，从云端跌进泥坑，这落差大得能摔死人。
可真正的狠人，从来不是不跌倒，而是跌倒了还能在泥地里摆个优雅的造型。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任芷芳这人，在当年的上海滩名媛圈里，绝对是个“异类”。
她爷爷的爷爷是晚清山东巡抚任道镕，亲爹是北洋政府的高官，这种家庭出来的姑娘，有点脾气太正常了。
但任芷芳的“脾气”有点特殊——她有重度洁癖。
这洁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她从来不碰外面的东西，去百货公司买东西，找回来的零钱，必须让佣人用熨斗烫过杀菌，她才肯收进钱包。
要是谁不小心在她床单上坐了一下，哪怕只是一秒钟，这床单立马就得扔。
这种近乎神经质的讲究，让不少追求者望而却步。
大家都觉得，这就是一尊易碎的琉璃盏，谁娶回去谁受罪，供不起啊。
偏偏就有个不怕死的“头铁”男人出现了。
盛毓邮，盛宣怀最疼爱的亲孙子。
这位也是含着钻石汤匙出生的主儿，盛家那是当时中国响当当的首富家族。
两人的结合，在当时被媒体炒作成了“世纪婚礼”。
婚礼就在百乐门办的，盛家直接包场三天三夜，京沪两地的名角大腕轮番上台唱堂会，那时候上海滩的交通都因为这场婚礼瘫痪了半个静安寺。
任芷芳穿着从香港特意定制的婚纱，站在镁光灯下，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哪知道，命运赠送的礼物，背后早就标好了那个要把人压垮的价格。
坏就坏在盛毓邮有个极其不靠谱的爹——盛恩颐。
这哥们绝对是民国败家子届的“天花板”。
他那个赌运，烂得惊天地泣鬼神，曾经创造过一夜之间输掉上海弄堂里一百栋房子的记录。
一百栋啊，搁现在那就是几十个亿的资产，人家一晚上就给霍霍没了。
盛毓邮虽然继承了爷爷盛宣怀的商业头脑，想力挽狂澜，但这就像是拿个小杯子去堵大坝决堤，根本没戏。
随着时局动荡，加上那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老爹，盛家这艘商业航母，那是肉眼可见地沉了。
为了躲债，也为了活命，盛毓邮咬牙做了个决定：跑路。
两口子带着孩子，辗转香港、新加坡，最后落脚到了日本东京。
这时候的他们，兜里比脸还干净，别说那些烫过的钞票了，能有张钞票就不错了。
按理说，像任芷芳这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遇到这种变故，大概率是要崩溃的，甚至可能会因为受不了贫穷而跟丈夫闹翻。
毕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登天。
但谁都没想到，任芷芳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支棱”起来了。
为了养家糊口，盛毓邮决定在东京街头卖中国油条。
这对于有洁癖的任芷芳来说，简直就是顶级折磨。
那是充满了油烟、汗味和市井嘈杂的路边摊啊。
可你猜怎么着？
任芷芳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上了。
她并没有治好她的洁癖，而是干了一件特牛的事儿——她把洁癖变成了生意的“必杀技”。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街头，路边摊大多脏乱差，苍蝇乱飞。
但盛记油条摊，干净得像个外科手术室。
任芷芳把当年挑剔旗袍面料的那股子劲儿，全用在了挑面粉和食用油上；把每天必须换床单的强迫症，用在了擦灶台上。
所有的厨具都擦得锃光瓦亮，围裙永远是雪白的，连炸出来的油条都金黄规整，看着就跟艺术品似的。
日本人哪里见过这阵仗？
再一看老板娘那气质，哪怕是在炸油条，那举手投足也是大家闺秀的范儿。
这下好了，盛记油条摊直接成了东京一景，生意火得不行。
靠着这根油条，两口子硬是翻了身。
后来，那个小小的油条摊演变成了著名的“新亚大酒店”。
这不仅仅是个吃饭的地儿，更是两口子在异国他乡用尊严筑起来的堡垒。
任芷芳依然保持着她的高标准，每一道菜的出品必须过她的眼，每一个角落的卫生必须经她的手。
那个曾经被外人看作是累赘的“洁癖”，最后成了这家店的金字招牌。
生活把你踩进泥里，不是为了让你变脏，而是为了让你在泥里开出更硬的花。
任芷芳这一辈子，其实从来没变过。
在上海滩，她用洁癖对抗庸俗；在东京街头，她用洁癖对抗贫穷。
那些曾经等着看她笑话的人，最后都不得不闭上了嘴。
她用那双曾经只摸丝绸和钢琴的手，在满是油污的烟火气里，重新拼凑出了一个体面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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