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一个差点掀桌子的决定说起。
大伙儿都以为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一开，毛泽东重新出山，大权在握，红军就能立马扭转乾坤。
可事实是，刚拿回军事指挥权没多久，他就差点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被自家人投票给否了，甚至撂下“你们要打，我这总指挥不干了”的狠话，可人家照样决定要打。
这事儿就发生在长征路上，一场会议，一次争吵，关乎着几万红军弟兄的命。
这盘棋，得从遵义会议之后说起。
当时中央的局面是，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委小组，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博古交出了权力，周恩来、陈云，再加上毛泽东。
分工很清楚，毛泽东主要负责军事这一块。
这对他来说，是放开了手脚。
离开遵义城，红军就像换了个人，不再是之前那样闷头挨打，而是活泛了起来。
毛泽东的本事，就是能把地图看活了。
敌人以为红军要往东，他偏偏往西；敌人重兵围堵，他就化整为零钻空子。
特别是在二渡赤水之后，那叫一个神气。
红军瞅准机会，回头就把追兵里最弱的黔军王家烈的部队给收拾了，一口气端掉人家八个团。
接着，又把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打得七零八落。
这一仗下来，缴获的枪支弹药、物资堆得跟小山似的，还俘虏了好几千人。
这是长征以来头一次打这么大的胜仗，整个部队的士气一下子就顶到了天上。
打了胜仗的毛泽東，心情也好，在娄山关上，风呼呼地吹，他看着眼前的景象，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不光是写景，更是写心境，写的是一种绝地翻盘的豪情。
这下子，连之前对他还有点疑虑的人，也都服气了。
张闻天就是其中一个。
他是读书人出身，搞理论、搞政治是把好手，但打仗这事儿，他确实不在行。
亲眼看到毛泽东怎么指挥部队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跳舞，把敌人耍得团团转，他打心底里佩服。
所以，他主动提出来，说打仗的时候，指挥必须集中，不能七嘴八舌。
应该成立一个前敌指挥部，就让毛泽东来当总指挥，大家听他的。
这等于是在组织上，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
可是，革命队伍里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想法不一样是常有的事。
打了胜仗，有的人脑子就热了。
红一军团的前线指挥员，像林彪和聂荣臻，发现贵州有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看着像块肥肉，就给中央发电报，建议立马去打。
这个建议送到设在鸭溪的临时指挥部，一下子就点燃了大家的情绪。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时候，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打。
大家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刚打了大胜仗，士气正旺，敌人是惊弓之鳥，乘胜追击，准能再捞一票。
但毛泽东不同意，他拿着地图，反复研究情报，越看心里越发毛。
他判断，打鼓新场不是肥肉，而是个硬骨头，周围有好几个碉堡群，更要命的是，滇军和川军的主力正在朝那个方向集结。
红军这点人马要是扎进去，就等于是往口袋里钻，搞不好连娄山关大捷的本钱都得赔进去。
他在会上苦口婆心地劝，分析利弊，但大伙儿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谁也听不进去。
争到最后，毛泽东急了，直接把前敌总指挥的挑子给撂了，说：“你们硬要打，那就请高明，我干不了！”
可即便这样，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总指挥暂时由彭德怀代理。
会散了，命令也下去了，部队都开始做攻击准备了。
但毛泽東那一晚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觉得这事儿不对，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会让整个红军万劫不复。
他不能眼睁睜地看着大家往火坑里跳。
想到这，他深更半夜提着一盏马灯，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是军事上的总负责人，威信很高。
毛泽东找到他，把自己的担忧和分析又仔仔细细地跟他掰扯了一遍。
周恩来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顾全大局，而且非常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他冷静下来一想，觉得毛泽东说得有道理，打仗不能光凭一股热情，必须得有十足的把握。
于是，他立马拍板，说服其他领导同志，连夜追回了攻击命令。
第二天一早，情报证实，敌人的重兵果然已经在那边张开了口袋。
大家一身冷汗，幸亏这仗没打。
这件事让中央领导层深刻反思。
打仗的事，瞬息万变，开那么长的会，大家一人一句，很容易贻误战机。
毛泽东趁热打铁，提出应该成立一个更精干、权力更集中的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他很坦诚，说自己不懂军事，打仗还是得听懂行的人的。
就这样，一个新的“三人团”诞生了，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
这个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真正得到了落实。
他不再仅仅是提建议的常委，而是直接拍板的决策者。
接下来，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
在“三人团”的指挥下，红军彻底玩开了。
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时东时西，指南打北，一会儿渡过赤水河，一会儿又渡回来。
蒋介石的地图上，红军的路线画得乱七八糟，他的将军们被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红军就像一条泥鳅，滑不溜手，最后硬是从敌人的铁桶阵里钻了出来，跳出了包围圈。
然而，这种高明的战略，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对于习惯了打阵地战、硬碰硬的红军将士来说，这种“光走路不打仗”的战术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部队天天急行军，脚上全是泡，草鞋都磨破了一双又一双，却总也见不到敌人，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
怨言就这么传开了：“我们到底是在打仗还是在逃跑？”
“这路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种情绪甚至蔓延到了高层。
连“三人团”里的王稼祥都有点动摇了。
他私下里找到张闻天，说部队里对这种“绕圈子”的打法意见很大，是不是该开个会讨论一下，统一一下思想。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追击，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性的胜利。
危险过去了，大家伙儿的神经一放松，之前積攒的各种情绪就都冒了出来。
在会理城郊，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的会理会议。
会上，有人就提出了对之前那段“弓背路”的不满。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他说话向来直接，这次更是毫不客气。
他严厉批评了这种思想，说现在吃点苦，多走点路，是为了将来少吃苦，是为了活命。
现在刚刚脱离危险就有人跳出来说风凉话，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他在会上虽然没有点名，但话里话外，对张闻天也有一些不满，觉得他作为总负责人，没有制止这种情绪的蔓延，甚至可能在背后默许了。
张闻天当时心里是觉得很委屈的。
他觉得自己只是听取和反映了下面同志的意见，并没有“调拨”谁去反对毛泽东。
但他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而不是掰扯个人的是非对错。
所以，他在会上什么也没说，选择了沉默。
等到做会议总结时，他完全站在了毛泽东这边，旗帜鲜明地肯定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性，严厉批评了那些怀疑和动摇的错误思想。
张闻天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他认为革命队伍里有争论很正常，是非曲直，时间长了自然就清楚了。
他觉得这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可历史的疙瘩，有时候并不会自己解开。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后来评价他，说他性格内向，不爱跟人沟通，心里有事也憋着，这样就容易产生误会。
这话一点不假。
几年后在延安，有人旧事重提，再次批评他在会理会议前“挑拨离间”。
张闻天觉得冤枉，连夜写了一封信想澄清，可写完又觉得没必要，信就压在了箱底。
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刘英又劝他，说这件事必须说清楚。
张闻天这才下了决心，花了大力气，写了一篇五万多字的学习笔记，把自己在遵义会议前后到会理会议期间的思想和行为，原原本本地梳理了一遍。
他把这份笔记首先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后，亲自到张闻天的窑洞，把笔记还给他，高兴地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
得到毛泽东的这句话，压在张闻天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即便如此，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又一次主动谈起这件事，他说这件事主席大概讲过四次，自己二十四年里都没去申明过，现在看来，还是早点谈清楚的好，免得被人利用，也免得积累成算总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