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身边站着一位63岁的老人。
这个排在副总理第一位的人，不是十大元帅，不是开国将军，却让所有人都不敢不服。
当年上海那间小屋子里开会的13个人，到了这一天，只剩下他和毛泽东两个。
这个老头叫董必武。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考中了清朝秀才。
按理说，这辈子稳了。教书育人，或者混个一官半职，日子过得滋润。
可董必武偏不。那年他去武昌参加乡试，朝衙门里多看了几眼，被衙役抓住就是一顿毒打。这一顿打，打醒了他。从那以后，董必武自己说："恨死当官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剪掉辫子，加入同盟会，跟着孙中山闹革命。
但很快他就发现，旧的那一套救不了中国。
1917年，他去日本留学，专攻法律。学成回国，在武昌开了家律师事务所。表面上是挣钱养家，暗地里全是革命活动的经费。
真正的转折点在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在上海遇到了湖北老乡李汉俊。李汉俊给他塞了一堆马克思主义的书，还有陈独秀、李大钊办的《每周评论》。
董必武一看，眼睛亮了。
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1920年8月，董必武收到李汉俊的来信：上海已经成立共产党组织了，你们武汉也搞一个。
董必武二话不说，在武昌民主路97号自己家里，召集了七个人，成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
这一年，董必武34岁，比毛泽东大7岁，比周恩来大12岁。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个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开了个会。
会开到一半，法租界巡捕来了。众人赶紧转移，最后跑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把会议开完。
中国共产党，就这么诞生了。
董必武和陈潭秋代表武汉小组出席。那一年，董必武35岁，是13个代表里年纪最大的一个。
1945年4月，二战快打完了，美国旧金山要开大会，成立联合国。
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必须派代表去。
蒋介石一万个不愿意带共产党玩。在他看来，这是政府间的组织，你们共产党算什么？
但形势比人强。那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打得热火朝天，美国人也不傻，知道光靠国民党不行。
国内呼声太高，蒋介石被逼得没办法，捏着鼻子，极不情愿地给了共产党一个名额。
派谁去？
中央想来想去，点了董必武的将。
这一趟，真不容易。
董必武呢？
为了给党省钱，60岁的老头带着秘书章汉夫，硬是坐着美军的破运输机飞过去的。那飞机连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噪音大得像打雷，颠簸得要把苦胆都吐出来。
这一飞就是十几天，横跨半个地球。
到了美国，国民党代表团每人每天发一大笔津贴，花天酒地。董必武几个人挤在廉价旅馆里，自己煮方便面，或者干脆啃面包。
有个细节特别心酸。为了改善伙食，董老偶尔会去唐人街买几个便宜的馅饼。国民党特务就在后面跟着，看笑话，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共代表穷酸，丢中国人的脸。
丢脸？
董老把腰杆挺得笔直。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发表演讲，用最朴实的话，讲延安，讲抗战，讲共产党怎么帮老百姓减租减息。
最解气的一幕发生在记者招待会上。
国民党早有准备，安排了一堆"托儿"，想在全世界媒体面前给董必武挖坑。
有人站起来就问："你们共产党现在是不是还拥护蒋委员长？"
紧接着又有人问："请问董先生，你是爱中国还是爱苏联？"
这是个要命的死局。
你要说不拥护老蒋，那就是破坏抗战统一战线，是千古罪人；你要是回答爱苏联，那就是卖国贼。
现场几百双眼睛死死盯着台上这个中国老头，空气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董必武慢条斯理地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猛地一拍桌子，指着那个提问的人就骂："你这个问题就是居心叵测！你是想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刻制造分裂吗？我们共产党人流血牺牲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国家！"
这一嗓子，把那个捣乱的吓得够呛，全场都被震住了。
董老借着这股劲，根本不掉进那个非黑即白的陷阱里，直接把话题引到了中国人民如何浴血奋战上。
1945年6月26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50个国家的代表排队签字。按照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
董必武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毛笔，饱蘸浓墨，在《联合国宪章》上工工整整写下了"董必武"三个大字。
那一刻，闪光灯亮成一片。
这不仅仅是个名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这三个字，力透纸背。
1975年董必武去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他"作为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者之一被人们怀念"。
仗打赢了，外交也搞定了，接下来最头疼的是什么？是钱。
1947年，解放战争打得正热闹，各个解放区虽然连成片了，但经济上还是一锅粥。
那时候有多乱？
山东有山东的"北海币"，晋察冀有晋察冀的"边币"，陕甘宁有陕甘宁的票子。老百姓出一趟远门，比出国还麻烦，得背着好几种钱。
你要是从山东去河北买斤猪肉，人家一看你拿的是山东票子，直接摇头："不收不收，拿回去糊墙都没人要。"
这哪行啊？
中央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董必武，让他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筹建中央银行。
董必武接手的时候，那是真难。一是没经验，二是没人才。
但董老有办法。他把各个解放区的财经大员都叫到河北平山县，开了个"神仙会"。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有的说要叫"解放银行"，有的说叫"联合银行"。
董必武抽着烟，听大家吵完，最后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咱们是给人民打天下的，这银行以后也是人民的，我看，就叫'中国人民银行'吧。"
一锤定音。名字定了，票子长啥样？
时任行长南汉宸请董老动笔题字。董必武也不推辞，他知道这时候不是客气的时候。
他特意洗干净手，换了一支新毛笔，让夫人找出一套干净的衬衣，沐浴更衣。
在简陋的农家土炕上，董必武恭恭敬敬地写了几十张。
写完一张，就贴在墙上，退后几步看看，觉得不行，撕了重写。
最后挑出来那端庄秀丽、刚劲有力的六个字——"中国人民银行"。
你现在从兜里掏出一张人民币看看，上面那六个字，就是董老当年在河北平山县的土屋里写出来的。
1948年12月1日，第一批人民币在石家庄发行了。
这招太绝了。有了统一的货币，解放区的经济立马就活了。物资能流通了，做生意的能跑远路了，军队的后勤补给也顺畅了。
你看国民党那边，还在疯狂印那个像废纸一样的"金圆券"，老百姓拿着一麻袋钱只能买把米。咱们这边的人民币，那是硬通货，坚挺得很。
这不仅仅是发钱，这是在跟国民党打一场不见血的经济战，而且咱们完胜。
时间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给周恩来总理配副手，这事儿在毛主席心里，几乎没有悬念。
大笔一挥，董必武，排第一。
这可不是排排坐分果果，给老同志安排个闲职养老。这第一副总理的位置，是真需要他去顶雷的。
1950年1月，新中国刚成立才三个月，大事儿来了。
毛主席要去苏联访问，周总理也得去莫斯科负责具体谈判。
这下好了，家里两个最大的家长都走了。
这新中国刚开张，千头万绪，特务还在搞破坏，土匪还没剿干净，几亿人张嘴要吃饭，谁来看家？
谁能镇得住这个场子？
毛主席临走前，只点了一个人的名：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
这活儿，换了别人真干不了。
你想啊，那时候各路野战军的大爷们个个心高气傲，政府里的民主人士也是心思各异。只有董老，资历在那摆着，威望在那压着，谁敢不听？
董必武二话不说，搬进了中南海。
那几个月，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白天开会处理政务，晚上还要盯着全国的剿匪进度和经济运行。
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这里面有个事儿特别感人。
当时有些民主人士对新政策不理解，在那发牢骚。董老就一个个请来谈心，不管是多大的腕儿，在董老面前都得服服帖帖。
他不说大道理，就拿那个小本本，给他们算细账，讲咱们国家现在有多难，讲未来的日子有多好。
那些人听完，一个个红着脸走了，回去老老实实干活。
等周总理回国一看，好家伙，家里不但没乱，各项工作还井井有条，有些棘手的烂摊子都被董老给收拾得干干净净。
周总理感动坏了，拉着董老的手直道谢。
董必武却摆摆手，笑呵呵地说："总理啊，我就是个看家的，你回来了，我就交差啰。"
这就是董必武。
一辈子不争不抢，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从满清的秀才到同盟会的志士，从中共一大的代表到联合国的签字人，从人民币的奠基者到新中国的大管家。
他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954年，董必武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又说："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
这些话，在那个年代，说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
1975年4月2日，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中国革命的老人走了，享年90岁。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没留下什么万贯家财，只留下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字。
叶剑英元帅在追悼会上，几度哽咽，最后只说了一句大实话："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这句话，比什么勋章都重。咱们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那些当年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人，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
反倒是像董老这样，默默干活、一心为公的老实人，历史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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