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军站在西咸新区那块泛着蓝光的中控屏前，手指点着跳动的数字叹了口气——日设计吞吐3000吨，实际进厂才2000吨出头，四台炉子常年歇着一台。他摇头的样子不像在汇报数据，倒像在跟老天爷抱怨收成不好。谁能想到，十年前北京高安屯填埋场堆得跟景山一样高的垃圾山，如今真成了“抢手货”？不是没人要，是太多厂子等着喂。
早些年可不是这光景。八十年代北京三环四环之间，4700多座露天垃圾堆像瘌痢头似的冒出来；东莞187个填埋场全没做卫生防护，渗滤液COD高得吓人，地下水喝一口都得掂量掂量；住建部当年那份报告里写得直白：全国600多个大中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围城，四分之一连块新地都腾不出来堆。上海日产2万吨垃圾，清运车排着队等进厂，环卫工人蹲在路边啃冷馒头，手上的胶皮手套裂了三层。
转机藏在“十二五”那几年。60亿中央真金白银砸下去，地方再跟投450亿，民企这才敢往焚烧炉里投钱。技术路子也硬气起来：2004年重庆三峰自己造出第一台国产焚烧炉，不再跪着买德国马丁、日本三菱的图纸。后来昌平阿苏卫厂里那套炉排炉，热效率比十年前高四成，炉膛里近1000℃的火舌把二噁英压到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西咸北控自己搞的智能燃烧系统更绝，垃圾一上料，它自动调风速、改炉排节奏，热效率稳在85%以上，一年白捡1500万度电，省下1220吨标煤——这哪是烧垃圾，简直是在烧数据。
可火力越猛，肚子越饿。2024年全国城市垃圾清运量2.62亿吨，无害化处理能力却冲到了115.55万吨/日。业内调研冷冰冰地写着：平均负荷率60%，四成产能晾在那儿吃灰。西安五座厂合计能吃掉1.27万吨/日，结果每天送来还不到1万吨；华东某省三家厂为争那点垃圾，处理费从80元/吨一路踩到50元——“连煤钱都不够”，一个厂长在饭局上扒拉着米饭小声说，“不开炉，工资发不出去啊。”
李凯教授翻着西安的户籍册子直摇头：“按户口本算人，可实际常住人口少了快三成。”规划图上的数字，有时候真不如菜市场大妈报的流动摊贩数准。
厂子们开始往外跑。截至2025年5月底，康恒、三峰这些名字，已经签了79个海外项目，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到印尼的雨林，中国标准的焚烧厂不光烧垃圾，还顺手给当地送电。三峰在重庆那座厂的排放值，还是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他们跟老外谈判时不提技术参数，就放一段阿苏卫厂外大屏上实时跳动的PM2.5数值，路人驻足看五分钟，比签十页合同都管用。
现在西咸北控的卸料口，不光卸厨余桶，还接污水处理厂送来的污泥，掺烧比例飙到40%，是业内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数。炉渣也不拉走填沟，贵重金属筛出来回炉，剩下的骨料压成砖，铺在园区小路上；安定园区里，医疗废物、餐厨垃圾、焚烧发电三股线拧成一股绳；深圳那家厂干脆挂上“环保教育基地”牌子，去年光学生团就接了10万多号人。
凤凰镇水蛟村的老支书至今记得，2013年光大国际的王森林在他家灶台边坐了40天，烟灰缸换了三茬，最后带全村人去镇江看已运行三年的厂——烟囱没黑烟，厂区有桂花香，仪表盘上数值比自来水厂还稳。“原来火，真能烧得这么干净？”他摸着屏幕问。
广西防城港的闭环体系刚铺开时，镇上小孩追着垃圾车跑，喊的是“车来了车来了”，不是“臭死了臭死了”；北边村集资修的猪圈和垃圾池挨着建，猪长得肥，塘水也清了；崇明北桥村鱼塘边立起新投放点那天，老渔民蹲着捞起一捧水，对着阳光照了又照——两年没见的大白鲢，又在芦苇荡里甩尾了。
你细想，垃圾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单靠炉子烧出来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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