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贾女士在青岛即墨潮海中心小学当了3年半顶岗教师，怀揣6本荣誉证书的她，没料到一句“我怀孕了”会让自己的职业之路戛然而止。
更让她寒心的是，合同约定的月薪3500元，实际每月到手仅1900余元，社保断缴、工资拖欠成了常态，而背后的两家外包公司在事发后集体失联。
2021年入职时，贾女士与外包公司明确约定月薪3500元，但首次发薪时银行卡仅到账1990元。
她找财务询问，得到的答复是“3500元含单位社保，扣完就是实发金额”。可按青岛当年社保最低缴费基数计算，单位与个人合计缴费不足1200元，每月近1600元的差额去向成谜，HR仅以“算法复杂”搪塞。
此后42个月里，工资发放断断续续，累计27次入账记录中，最长断薪达10个月。
为不影响教学，她不得不刷信用卡买教辅、垫付班费，拮据时连产检费都要靠闺蜜资助。
更让贾女士不安的是用工乱象。
三年半间，她先后签订7份半年期合同，每次续签都被要求同步签署空白离职申请，HR的强硬态度让她不敢拒绝，相当于把“随时被辞退”的权利交给了对方。
期间，她还按要求做了7次胸透，医生多次提醒“辐射量即将超标”。
2025年，工资代发方突然变更为另一家外包公司思达公司，合同内容却原封不动，没人向她解释变更原因。
2025年8月28日，贾女士攥着B超单找到校长，说明预产期在次年4月，承诺能坚持到寒假、不耽误教学，却得到“孕期精力有限，先回家休息”的回应。
次日返校，她发现办公名牌被摘、电脑主机失踪，已被移出教研群，钉钉也提示“无权限登录”。
而此时，学校公众号正官宣28名新教师入职，此前“岗位紧张”的说法显得格外讽刺。
贾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3年报告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约有60万顶岗教师，其中七成是女性，八成签订外包或劳务派遣合同，超五成月薪比在编教师低30%—50%。
他们和在编教师承担相同教学任务，却无法享受职称评定、工会福利、产假补贴等权益，一旦怀孕，常被外包公司以“用人学校退回”为由断薪，复杂的合同主体关系也让维权举步维艰。
事件引发关注后，即墨区教体局连夜成立调查组，对涉事学校用工情况启动专项审计，但两家外包公司始终未公开回应：
福盛公司注册电话无法接通，且早在2024年底就注销了社保账户；思达公司则连夜删除招聘推文。
学校也仅以“一切以调查为准”回应。
1月24日，贾女士在丈夫陪同下向即墨区劳动仲裁院提交申请，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补发6.3万元拖欠工资及2.1万元违法解除赔偿金。
立案窗口为保障其产检费用，优先安排了“先予执行”。
“我不仅为自己维权，也为所有被‘外包’的同行和肚子里的孩子”，抚摸着隆起的腹部，贾女士眼神坚定。
这场维权揭开了编制外教育用工的灰色地带，每月失踪的1600元工资、强制签署的空白离职申请、孕期女性的职场困境，都亟待解答。
而贾女士的挺身而出已证明，当沉默的大多数选择发声，卑微便不再是常态，60万顶岗教师的权益保障，也终将在一次次关注与推动中逐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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