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太，你信不信我没有抑郁症？我真的没有中邪！”
2003年4月1日下午，香港名流圈的“大姐大”陈岚接到了这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嘶哑、焦虑，透着一股要把心掏出来的急切。
谁也没想到，这句没头没尾甚至带着点疯狂的质问，竟然是这位亚洲巨星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声呐喊，仅仅一个小时后，一声巨响震碎了文华东方酒店的宁静，也把这一天永远钉在了灰色的记忆里。
01 那个愚人节，玩笑开得太大了
那是2003年的4月1日，香港的天空灰扑扑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那时候非典（SARS）闹得正凶，街上冷冷清清，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只露出一双惊恐的眼睛。
傍晚六点多，由于天色不好，中环已经开始有些暗了。
经纪人陈淑芬的电话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哥哥”。她接起来，电话那头张国荣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平静，甚至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他只说了一句话：“淑芬，你来文华东方酒店接我一下。”
陈淑芬一听，心里虽然有点犯嘀咕，但这几年张国荣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也差，作为在他身边跟了二十多年的老搭档，她早就习惯了随时待命。她也没多想，以为哥哥是想约她喝杯咖啡，散散心，或者聊聊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她把车开到了酒店门口，左等右等不见人。
那时候的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陈淑芬看了看表，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她拿起手机，给张国荣回拨了过去。
“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陈淑芬问。
电话那头，张国荣的声音显得有点飘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你到酒店门口了吗？”
“到了，我就在正门。”
“好，你就在那等着，我这就下来。”
这话听着没毛病，对吧？“我这就下来”，正常人都觉得是坐电梯下来。可谁能想到，这竟是他对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
话音刚落，陈淑芬还没来得及挂断电话，就听见离她不远处的地面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巨大的撞击声——“砰”！
那个声音太大了，大到连路过的出租车司机都吓得一脚急刹车。陈淑芬心里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电流一样瞬间击穿了全身。她疯了一样冲过去，看到的场景，让她这辈子都忘不了。
虽然那张脸已经血肉模糊，但那个身影，那身衣服，她太熟悉了。
那就是张国荣。
那个平日里最怕痛、最爱美、连脸上长颗痘痘都要躲在家里不出门的完美主义者，竟然从24楼跳下来了？
这怎么可能？今天是愚人节啊，哥哥你这个玩笑开得也太狠了吧？
但陈淑芬没有时间崩溃，她做了一件这辈子最牛、最令人敬佩的事。在那个极度惊恐的瞬间，她没有尖叫，没有晕倒，而是第一时间脱下自己的白色风衣，盖在了张国荣的遗体上。
她知道，张国荣一生最爱漂亮，绝不允许自己狼狈的样子被狗仔队拍到，变成明天八卦杂志的封面。她就像一只护着孩子的母鸡，死死地守着那最后一份体面。
02 来自24楼的求救信号
时间倒回到一个小时前。
就在陈淑芬接到那个“接我”的电话之前，另一个女人也接到了张国荣的电话。这个人就是向华强的太太，陈岚。
当时的向太正在忙着开会，一屋子人等着她拿主意。看到来电显示是“哥哥”，她赶紧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张国荣，情绪非常不对劲。他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向太，你信不信我没有抑郁症？我没有遇邪！”
向太被问懵了。要知道，那时候外面的媒体都在传，说张国荣中了邪，说他拍《异度空间》撞鬼了，还有说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精神失常了。
向太愣了一下，赶紧安抚他：“我信，我当然信你啊！你别听外面那些人乱嚼舌根。”
听到这句话，张国荣似乎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他又急切地说：“那你帮我开个记者招待会好不好？我要告诉所有人，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抑郁症！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精神错乱！”
向太一口答应：“好，我帮你安排，你别急，我们马上就办，到时候把所有媒体都叫来，让你说个清楚。”
挂了电话，向太虽然觉得哥哥状态有点亢奋，但也只以为他是被媒体逼急了，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她怎么也想不到，这通电话，竟然是张国荣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的最后一次求救信号。
他不承认自己有抑郁症。
直到死，他都不承认。
为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为什么这么介意“抑郁症”这三个字？
这里面，藏着一个让无数人心碎的真相，也藏着媒体对他长达一年的误解和围剿。
03 被误读的“疯子”
我们现在说抑郁症，大家多少都懂一点，知道那是个病。但在2003年，大部分人，包括很多媒体，对抑郁症的理解就是：“你就是想不开”、“你就是矫情”、“你就是日子过太好了”。
张国荣不仅是有钱，他是巨星啊，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有什么好想不开的？
于是，媒体开始编故事了。
他们说他拍鬼片《异度空间》入戏太深，被鬼缠身了，眼神都变了；他们说他和唐鹤德感情生变，有第三者插足了，是为情所困。
这帮狗仔队，简直是杀人不见血。他们整天蹲在张国荣家门口，只要拍到他一点点憔悴的样子，第二天报纸标题就是“张国荣精神恍惚，疑似撞邪”。
事实上，张国荣得的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心情不好”的抑郁症。他的大姐张绿萍后来证实，哥哥得的是“生理性抑郁症”（Endogenous Depression）。
这是什么概念？
说白了，这不是你想不想得开的问题，是你大脑里的化学物质——脑部神经递质分泌失衡了。这是一种病，跟感冒发烧、跟胃溃疡一样，是身体出了实实在在的故障。
这一年里，张国荣经历着地狱般的折磨。
最要命的是严重的胃酸倒流。胃酸反涌上来，把他的嗓子——那个被上帝亲吻过的、唱出过《风继续吹》的嗓子，直接烧坏了。
录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唱不出以前那种完美的声音了。对于一个追求极致完美的艺术家来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还有严重的手抖。他连一杯水都拿不稳，拿笔写字都在颤。
失眠更是家常便饭，整夜整夜睡不着，幻听、幻觉轮番轰炸，浑身的肌肉都在痛，那是连止痛药都压不住的痛。
他曾经跟大姐哭诉：“大姐，我又有钱，又有人爱，我到底为什么要抑郁啊？我心情很好的，可身体就是不听使唤。”
你看，连他自己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折磨他。他以为自己只是身体病了，不是脑子病了。
他不是想死，他是真的疼啊。
他想通过向太开记者会，就是想告诉世人：我不是疯子，我不是中邪，我是身体生病了！我没有精神错乱！
可惜，这个澄清，永远没机会说了。
04 孤独的“第十子”
要说张国荣这一生，虽然风光无限，但心里的苦，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事儿吧，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1956年，香港那个有名的洋服大王张活海家里，迎来了他的第十个孩子。这就是张国荣，小名叫“十仔”。
按理说，幺儿应该是最受宠的吧？
可张国荣不是。他爹张活海，那就是个花花公子，虽然是赫赫有名的裁缝，连好莱坞明星都找他做衣服，但私生活那叫一个乱。除了正妻潘玉瑶，外头还有两房姨太太，平时就在外面花天酒地，根本不着家。
他妈妈潘玉瑶呢？虽然是正室，但老公不着调，她心里苦啊，整天忙着跟那些姨太太斗智斗勇，还要帮老公打理生意，根本没空管这个刚出生的小儿子。
所以，张国荣虽然生在富贵人家，但童年那叫一个寂寞。
他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家里没有同龄人跟他玩，哥哥姐姐们年纪都大了很多，有的甚至都结婚了。
那时候的张国荣，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玩公仔。他曾经说过：“没有什么人疼我。”
这种骨子里的孤独感，像影子一样跟了他一辈子。
13岁那年，家里人觉得该送他出去见见世面，就把他送到了英国读书。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利兹大学，学的是纺织专业。
你看这个专业，纺织。这说明啥？说明张国荣心里还是想讨好他那个当裁缝的爹的。他想着，等我学好了技术回来，继承你的衣钵，你应该就会多看我一眼了吧？
可惜，老天爷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
刚读了一年大学，家里就传来噩耗：他爹张活海因为常年酗酒，中风瘫痪了。
张国荣书也不读了，赶紧跑回香港照顾老爹。
你以为这下父慈子孝了？并没有。张活海那脾气，瘫痪了更暴躁，对这个回来伺候他的小儿子也没个好脸色。家里的生意也因为没人打理，一落千丈，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门。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家里没钱了，张活海就更爱拿老婆撒气。潘玉瑶天天挨骂，最后也得了抑郁症。
张国荣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得挺委婉：“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尽责任的老公。”
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心酸和无奈，只有他自己知道。
05 嘘声中的巨星
家里没钱了，怎么办？得吃饭啊。
张国荣什么活都干过，卖鞋子、卖牛仔裤，甚至去律所打杂。直到1977年，朋友拉着他去参加丽的电视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
谁能想到，这个本来是去凑热闹的小伙子，凭着一首《American Pie》，拿了个亚军。
这就出道了？没那么容易。
那时候的香港娱乐圈，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是要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张国荣刚出道那会儿，打扮得挺前卫，但在观众眼里，那就是“怪胎”。
1978年，他发了第一张唱片《Day Dreaming》，结果呢？销量惨得没法看。唱片店都把他的碟片拿来垫桌脚，卖一块钱一张都没人要。
有一次他在台上唱歌，唱得兴起，把帽子扔给了台下的观众。结果，那帽子被人当场扔回了台上，伴随着全场的嘘声：“下去吧！回家歇着吧！”
那时候甚至有句流行语：“张国荣也要熬十年。”
宝丽金唱片公司看他没前途，直接把他雪藏了四年。这四年，他就像个透明人一样，看着别人红透半边天，自己只能在角落里发霉。
直到1982年，他跳槽到了华星唱片，遇到了陈淑芬，这才算是转了运。
一首《风继续吹》，终于把他吹红了。后来的《Monica》，更是让他红得发紫。
但红了就有红了的烦恼。那时候他和谭咏麟争霸，两家粉丝打得不可开交。有极端的粉丝给他寄冥币，骂他全家，甚至在他车上划痕。
1989年，正当红的张国荣突然宣布退出歌坛。他在告别演唱会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年最红的时候离开歌坛，很多人以为我走下坡路，其实我怕死。”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是开玩笑，现在回头看，那是他心底最真实的恐惧。他怕这种无休止的争斗，怕那些恶毒的攻击，怕自己在这个大染缸里迷失了自己。
虽然退出了歌坛，但他在电影圈又杀出了一条血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阿飞正传》里的旭仔，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从他骨血里长出来的。
可就在事业登顶的时候，那个病魔，悄悄找上了门。
06 最后的午餐，还在骗人
2003年4月1日中午，张国荣约了前男友、也是几十年的老友莫华炳吃午饭。
两人约在铜锣湾的一家西餐厅。张国荣到了之后，点了一份意大利面。但是因为胃酸倒流太严重，他其实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还特意要了一碗白粥。
莫华炳看着他，觉得他脸色真的很差，整个人都很憔悴。
吃饭的时候，张国荣突然问了一句：“如果你病得很重，治不好了，你会怎么办？”
莫华炳没多想，顺口就说：“那我就吃安眠药呗，睡过去算了，也不遭罪。”
张国荣摇摇头，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淡淡地说：“要死就死得轰烈点，直接跳楼。”
莫华炳吓了一跳，手里的叉子都差点掉了。他赶紧劝道：“你胡说什么呢？别开这种玩笑。”
张国荣笑了笑，说：“我就是随口一说。”
这哪里是随口一说啊，这分明就是预告。他在心里，已经把这个结局演练了无数遍。
吃完饭，张国荣坚持要送莫华炳回家。莫华炳后来回忆说，那天哥哥戴着口罩，虽然看不清表情，但眼神里那种深深的疲惫和空洞，让他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顿饭，就是他和哥哥的“最后的晚餐”。
送走朋友后，张国荣没有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开车去了文华东方酒店。
那里是他以前最喜欢喝下午茶的地方，是他觉得最放松的角落。
他上了24楼，那是健身房的露台。
那天的香港下着小雨，风有点冷。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服务员给他送来了一杯橙汁，他又要了纸笔，写下了那封著名的遗书。
字迹潦草，看得出手抖得很厉害：
“Depression（抑郁）！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这一句话，问得人心都在滴血。是啊，他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好人，提携后辈，做慈善，爱朋友，为什么老天爷要让他受这种罪？
写完这几行字，他站起身，走到了栏杆边。
楼下是车水马龙的中环，是熙熙攘攘的人间，是那个他曾经热爱的、现在却让他感到无比疼痛的世界。
他给陈淑芬打了那个电话，让她来接他。
然后，纵身一跃。
07 一件白风衣，最后的体面
张国荣走了，走得那么决绝，那么惨烈。
但在这个悲剧里，陈淑芬的那件白风衣，成了最温暖的一抹亮色。
当时酒店门口其实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也有好事的媒体闻风而动。如果当时张国荣的遗容被拍下来，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头条，那对于一生爱美的他来说，将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羞辱。
陈淑芬明白这一点。她在极度的悲痛中，硬是撑着一口气，把哥哥的身体盖得严严实实。
直到救护车来，直到把遗体送进医院，除了至亲好友和处理现场的警察，没有一个狗仔队拍到过张国荣最后的样子。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天晚上，向太听到新闻的时候，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
她哭得撕心裂肺：“我都答应帮他开记者会了啊！为什么不再等一等？为什么不再给我一点时间？”
她内疚啊，她想，如果当时自己能多聊几句，如果当时能听出他语气里的决绝，立刻冲过去找他，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
可是，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生理性抑郁症这个恶魔，早就把他的意志力蚕食干净了。他能坚持那么久，已经是奇迹了。
在他葬礼那天，半个香港娱乐圈的人都来了。那个他爱了一辈子的男人唐鹤德，哭得路都走不动，需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勉强站立。
唐鹤德送的挽联上写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
这16个字，看哭了多少人。
后来，人们终于不再说他“中邪”了，也不再说他“想不开”了。大家终于明白，他是在跟一个强大的生理疾病对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
他在《霸王别姬》里演程蝶衣，说“不疯魔不成活”。
他在《阿飞正传》里演旭仔，说“要记得的，我永远都会记得”。
这一次，他用生命演完了最后一场戏。
08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直到今天，每年的4月1日，文华东方酒店楼下都会铺满鲜花。
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会在这里放上一束花，点上一根烟，轻轻说一句：“哥哥，想你了。”
这事儿说起来也挺讽刺的。当年他活着的时候，媒体天天追着他骂，造他的谣，甚至在他最痛苦的时候还要踩上一脚。等他真的走了，大家又开始怀念他，说他是不可替代的传奇。
这大概就是人性吧。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觉得痛彻心扉。
张国荣这辈子，就像一只没有脚的鸟，飞啊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他死的时候。
但他落地的声音，太响了，响得震醒了那个装睡的世界。
那个电话里的疑问：“你信不信我没病？”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他了：
“哥哥，我们信。你没病，你只是太累了。在那边，好好睡一觉吧，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你了。”
夜深了，风还在吹，那个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荡。
这世间，再无张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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