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25年12月28日，伊朗国内因物价高涨、货币贬值等民生难题，爆发大范围民众示威。这场发端于民生压力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省份，后续更升级成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这场风波持续多日，直至当地时间2026年1月12日，德黑兰等核心地区的社会秩序才终于基本回归平稳，民众生产生活逐步回归常态。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海湾地区始终被冲突与动乱的阴霾笼罩，伊朗人质危机、海湾战争……这片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水域，为何总能成为地缘博弈的焦点？海湾国家围绕能源展开的利益角逐，为何总能牵动世界经济的起伏脉搏？回溯漫长的文明进程，波斯湾的历史角色又该如何定义？
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起，波斯湾地区便确立了以商业为本的发展模式。不同历史阶段里，波斯湾先后依托迪尔蒙、巴士拉、尸罗夫等代表性港口，搭建起连通地中海、印度洋及周边文明的贸易通道，进而凭借港口的自治韧性持续维系与南亚、东非、中国等地的商贸往来。5000年来，海湾地区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大帝国可以完全控制海湾地区。海湾地区一直是自由贸易城邦林立的状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交流贸易，发展出一种世界主义文化。
历史学家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在《波斯湾五千年》一书中，通过对6座有代表性的波斯湾港口城市的生动描述，向我们展示了：商业、共识与世界主义并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深深植根于海湾地区的历史传统中，而这种传统，为21世纪中东探索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窗户。
以下内容节选自《波斯湾五千年》，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著，马百亮、尤玉金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01，小标题为编者拟。
为何冲突与动乱总在波斯湾的历史中反复上演？
来源/中信出版
01 美伊角力下的海湾
地缘棋局的重构与风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海湾国家凭借石油财富、战略投资和海洋文化，成为全球商业、外交、媒体与文化中心，并持续保持着这一地位。为此，它们依赖的是与全球最遥远国家的联系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然而，这一局面已发生改变：海湾国家直到21世纪头十年军事力量几乎微不足道，如今却已增加武器储备，并实现军队职业化。它们不再仅是帝国的中转据点，而是开始在非洲和亚洲等遥远地区施展影响力，寻觅资源与机遇。不过，随着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增长，竞争也随之加剧。当地区安全日益成为内部事务时，海湾地区作为“全球交流平台与市场”的地位可能会面临风险。这正是近期海湾国家寻求和平的努力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便有美国的安全保障，海湾地区也曾多次濒临冲突的边缘。目前，一场对该地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仍在持续发酵。
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与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签署的双边协议签署时，沙特阿拉伯也即将加入，当时美国似乎有望开始从海湾地区撤军。然而，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遭遇袭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加沙危机，突然将巴以问题重新推至风口浪尖。美国被视为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这导致其在该地区的基地遭到袭击。尽管此前以色列与海湾国家领导人愿意相互往来，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被杀以及哈马斯不愿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的局面，终结了这种开放态势。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却利用关系正常化的前景，促使以色列停止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无论此类安排是否会出现，在10月7日之后的世界中，美国似乎不太可能迅速从该地区撤军。一方面，伊朗及其代理人必须停止对美国人员的袭击。伊朗称这些袭击旨在迫使美国强制以色列停火并撤出海湾地区，但这些行动只会更可能导致美军增加部署，因为它们恰恰表明了维护现状、防止伊朗霸权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伊朗一直想要主导海湾地区，并多次因资源和海洋边界问题与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然而，由于美国从中掣肘，伊朗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鉴于此，伊朗避免与美国海军庞大的主力战舰直接对抗，转而用小型炮艇对其进行骚扰。美国运输部海事管理局已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商船的威胁”发出警告，并建议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将其海湾航行计划电邮至美国第五舰队或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2019年5月至8月，发生了“六起针对商船的袭击”、“试图在海上拦截‘英国遗产号’（British Heritage）”以及“扣押‘史丹纳帝国号’（Stena Impero）”等事件。但最终，英国舰队和美国舰队能够轻松压制伊朗的小型船只及其机枪。或许在阿曼的调解下，阿拉伯海湾国家与伊朗需要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自由以及跨海洋边界水下油气田的共享达成一系列规则协议。
除海湾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外，维持其内部稳定对整个海湾地区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在21世纪头几十年，美国曾试图通过“中东伙伴关系倡议”等计划，推动海湾君主制国家走向民主化。但“9·11”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抬头，这种意识形态未必反映美国对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认知，且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海湾地区不干预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可追溯至英国务实的外交传统。不同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并未得到美国广泛盟友（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支持，也不利于地区力量平衡：美国式民主在伊拉克的实践，为伊朗支持的政党打开了大门，并催生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一个从阿拉伯半岛东部延伸至伊朗、再环绕至黎凡特地区的伊朗强势影响区域。对伊朗势力扩张的担忧，加上意识到美国几乎不会出手遏制，促使逊尼派主导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采取独立应对措施：增强军事力量，并在海湾周边地区拓展影响力。
2011年，阿拉伯世界出现抗议活动，海湾地区的抗议虽不如其他地区那么激烈，但确实反映出民众（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对改革的真切诉求，包括在国家治理中拥有更多话语权。政府通过选举及扩大咨询委员会和议会权力，审慎地渐进推动政府开放与民主化改革，这些可能成为保障海湾地区未来的重要举措，毕竟民主国家之间鲜少兵戎相见。一些抗议促成了变革。针对苏哈尔（以人口多样性著称的城市）的抗议，阿曼苏丹卡布斯提供了援助，并积极推动改革，包括赋予协商会议更多宪法权利。2023年12月，科威特新埃米尔谢赫·米沙勒·艾哈迈德·萨巴赫就职时承诺与颇具影响力的国民议会合作，而议会也施压，要求他推行改革。这个常陷入僵局的民选机构能否获得更加正式的权力，仍有待观察。卡塔尔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从技术层面上讲，它有权罢免部长，并于2021年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许多海湾国家统治者已着手稳定继承权，正如阿曼2021年宪法那样设立王储职位以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尽管突尼斯至埃及等地发生了剧烈变革，但在海湾地区，代议制以渐进方式走向制度化。
02 由冲突走向共治
区域协同下的和平转机
21世纪20年代似乎是阿拉伯海湾国家关系融洽的时期。尽管彼此存在分歧，且数十年的激烈竞争曾引发卡塔尔危机，但它们深知，若不携手构建地区安全体系，所有国家都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动荡与急剧衰落的风险。然而，构建以海湾地区为中心、由海湾国家自主执行的防御架构，所需的不仅是11世纪尸罗夫港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与琐罗亚斯德教徒共聚一堂时所展现的世界主义精神。在当今这个充斥着刚性边界与资源争端激烈的现代世界，所有海湾国家尤其是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这三大主要参与者一必须基于相互友善与尊重，就建立透明规则体系达成共识。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卡塔尔与邻国在世界杯前后得以和解并恪守红线；也是出于这一动机，在阿曼与中国的斡旋下，长期敌对的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开启了和平谈判，这可能标志着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历史将迎来一场意义非凡的转折。若海湾地区的和平得以维系，尤其是建立在各方共同遵守的明确协议之上，这或许意味着将回归到英国殖民前甚至葡萄牙入侵前的关系模式：海湾地区的大国在没有遥远西方势力干预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面向印度洋的自由贸易与合作传统。悠久的历史底蕴与推动长期和平的经济动因，都为这一前景提供了支撑。
然而，眼下阿拉伯海湾地区仍主要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若一个和平且能自我防御的海湾格局真的形成，该地区可能不会以美国为核心，而是转向其历史上最自然的合作伙伴南亚。毕竟，若不理解印度洋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就无法读懂海湾地区非凡的全球历史。在石油崛起并促使海湾地区与美国等遥远地区达成战略共识之前，对海湾地区的商业寡头来说，与南亚次大陆的往来和联系最为重要。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不接壤的地区能像南亚和海湾地区这样，彼此维系着如此悠久的联系：迪尔蒙的商人曾与印度河文明世界进行贸易；尸罗夫曾向印度输送马匹；霍尔木兹曾将葡属果阿与非洲相连；巴士拉与印度之间的航线对大英帝国和阿曼帝国至关重要，印度人还曾帮助阿曼人夺取马斯喀特，并管理其在东非的帝国。如今，从地理位置上看，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是海湾地区的最佳合作伙伴。在美国的鼓励下，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而海湾地区也将因其作为连接南亚桥梁的历史角色而获益。南亚为现代海湾地区，尤其是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运营所需的专业人才和劳动力（印度人口数量现已超过中国），其低成本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通货膨胀是快速投资和发展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之一。为了吸引南亚大国，海湾地区需要与它们协商新的贸易协议，并说服其消除部分市场准入壁垒，海湾地区必须推进劳工改革并提升相关标准，以免疏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选民。开启这一进程或许无须太多成本，只需颂扬海湾国家的公民、南亚裔群体及其他外籍人士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开展多领域合作即可。在卡塔尔危机期间，外籍人士对卡塔尔出人意料的支持——许多人在汽车上张贴塔米姆埃米尔的画像以表声援，这表明外国人不必被视为威胁，或许更应被视为海湾身份认同和新世界主义的贡献者，这种新世界主义尊重并珍视该地区与印度洋世界的联系，正是这些联系使其得以繁荣发展。就海湾地区本身而言，它也有诸多可提供给南亚的资源。它可以强化自身作为南亚、西亚和欧洲之间的稳定桥梁与战略纽带的角色，甚至能将合作拓展至地球之外：最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火星发射了航天器，海湾地区的宇航员也已登上国际空间站。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已成功完成三次月球着陆）已在探索与海湾地区的合作。海湾国家还在大力投资知识经济，这需要大量劳动力来建设必要的校区和知识城市。就连伊朗也将科学家视为英雄，并设立了如基什岛自由贸易区这样蓬勃发展的区域。随着伊朗和阿拉伯国家试图改革高等教育体系并鼓励科技发展，一场知识军备竞赛正在展开。2009年在沙特阿拉伯图瓦尔成立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以及2004年在多哈开办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卡塔尔分校，都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在城市规划方面，沙特阿拉伯希望超越其较小的海湾邻国，更立志要建造一座价值万亿美元、拥有镜面摩天大楼的城市，可容纳多达500万人口。对于此类大型项目，海湾地区不应仅将南亚视为劳动力来源，而应与该地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认可与印度洋地区的长期联系，这将为海湾地区带来更好的发展成果。
然而，这段跨越千年的历史或许会被忽视，因为它与许多海湾国家的另一目标相冲突：构建民族身份认同感。2019年，卡塔尔大学主办了一场“民族身份认同会议”，强调了支持海湾地区归属感的必要性，政府成员亦参与其中。新冠疫情加速了本就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意识。相较于其他身份认同形式，这种意识一直受到海湾国家的鼓励。根据部分民意调查（需承认这些调查存在局限性，因许多受访者认为国家安全机构可能监听通话），近年来跨国界的“海湾身份”和部落纽带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忠诚。其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民族身份认同指数尤为突出，高达98%左右。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传统文化模式与非正式网络（如部落）仍持续存在。海湾国家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培育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身份认同既要明确认可非海湾居民对当地生活的贡献，又要尊重海湾人民与南亚（这个新兴地区既是海湾地区重要的历史伙伴，亦是未来的伙伴）人民之间的合作。
03 走向重重迷雾
谁能主宰波斯湾的未来
即便美国的三重遏制政策走向终结，海湾地区仍将是充满活力的世界中心。历史学家需回溯数个世纪，才能找到与该地区现状相近的历史参照——或许是9世纪的巴士拉，或许是14世纪霍尔木-基什之争。地处世界边缘的港口城市，迪拜、多哈和阿布扎比正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塑造着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全球性和世界主义的愿景。然而，它们也在招致危险与外部干预。身处世界舞台的中心，掌控着众多的出入口，这既有利益，也伴随风险。在过去，海湾港口的居民若在海岸受挫，尚可退守内陆绿洲，或干脆在另一个受庇护的海湾重建家园。统治者若厌倦了臣民的抱怨，可能会以退位相威胁，因为他们深知，其权位既源于彼此的义务，也关乎自身的实际利益。但如今，即便在相对狭小的国家，统治与治理也已变得极为复杂。“企业城市”模式不得不做出调整，以正视无节制发展带来的政治、社会、环境与文化影响。现代海湾地区的超级城市通过人工海水淡化等方式，不仅重塑了自身的地理现实，甚至创造了独特的微气候与生态系统。但恰恰是海湾国家的成功，使它们变得脆弱，成为外部势力与意识形态觊觎的目标。
21世纪海湾地区作为“可能性的世界中心”的地位并非牢不可破。站在828米高的哈利法塔观景台上，人们仿佛置身世界之巅，但在地平线以下与视野之外，危险的暗流已在涌动。反全球化势力正在暗中作祟，内部分裂、利益角力、分裂与较量、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甚至街头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冲突，都可能摧毁海湾国家当前的辉煌成就。2023年爆发的加沙危机已蔓延至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附属武装组织，如真主党旅于2024年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引发了报复性打击。一旦任何一方出现误判，美伊之间可能就会爆发一场意外的大规模战争，这种可能性已大幅上升。2023年在中方斡旋下，伊朗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协议，但简单的互派大使与建立阿拉伯海湾国家与波斯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仍不足以阻止该地区的冲突。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必须化解彼此间的对抗，这远比沙伊关系缓和更为艰巨。若美伊战争爆发，海湾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无论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签署多少双边协议，它们都必须选择支持美国：与伊朗全面结盟绝无可能，因为这将终结海湾国家的历史自治权；而保持中立需拒绝美军进入海湾基地并保护其免受攻击，但也可能导致向胜利的伊朗屈服——这一命运远比因驻扎美军而遭伊朗打击更为致命。将海湾地区变为战场更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迪拜、阿布扎比和多哈等城市作为相对和平安全的经商之地的声誉将被破坏，该地区的繁荣彻底终结，甚至可能会重现“二战”时期“饥饿年代”的惨状，或更为不堪。阿拉伯海湾国家有充分理由缓和其主要军事保护者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大国冲突在本土爆发。尽管它们希望帮助巴勒斯坦人，但伊朗的崛起及其将美国逐出海湾地区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生存威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言，当前局势“酷似20世纪30年代”伊朗和俄罗斯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类似当年导致“二战”的日、德、意的行为。为持续繁荣，海湾国家必须创建和平架构，维持地区内外的灵活性。部分国家领导人（如阿曼苏丹）已通过秘密外交致力于减少冲突，包括推动美伊对话；卡塔尔也可能成为桥梁：其与伊朗保持着稳固的关系（伊朗在卡塔尔危机中曾支持卡塔尔），同时作为美国的重要伙伴，于2022年被拜登总统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未来十年，对阿拉伯海湾国家而言，缓和美伊冲突或许是最紧迫且重要的任务，而政府内部改革也有助于稳定该地区。国家领导人既可以沿着祖先设定的道路前行，维持海湾地区作为开放、包容的世界经商之地的历史角色；也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盲目推行民族主义、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威胁发动战争，以及滋生日益严重的排外情绪。进一步推动海湾国家宪法的民主化，将使海湾地区的民众（尽管近期划定的国界带有任意性，但它们彼此之间联系紧密）能够明确参与决策过程，判断局势升级或军事化是否真的符合自身最大利益。2017—2021年卡塔尔危机的紧张局势源于统治家族之间的争端，而非普通海湾民众之间的矛盾，这些公民的家庭往往具有国际背景。让更多声音参与实际决策，这或许会放缓发展进程，但也可能避免最严重的风险——冲突。
以上内容节选自《波斯湾五千年》，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著，马百亮、尤玉金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01，小标题为编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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