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西贝又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评论版上，这已经是第六次。
这家餐饮巨头大概从没预料到，自己竟会以这样的频率登上权威媒体的版面。
一、
若不是这一系列评论，西贝引发的讨论本该早已平息。眼下，全网更关注的是李亚鹏和他的嫣然天使医院，以及广州那位猝死的程序员。
这才是真正牵动人心的事。一边是李亚鹏，曾经的荧屏偶像，如今在直播间红着眼眶说，坚持办了十三年的公益医院快要撑不下去了。35万网友默默凑出2400万元，社会各界也在帮忙寻找新场地，只想让这家救助唇腭裂儿童的机构活下去。另一边，一名32岁的程序员倒在周末的工位上，人走了八小时，工作群里加班通知却还在弹出。无数打工人在屏幕后揪着心，呼喊一句“合理的休息权”。
大家忙着为李亚鹏的医院捐款，忙着为猝死的同行鸣不平。这原本正是主流媒体应当站出来、凝聚共识、推动关注的关键时刻。
然而镜头一转，聚光灯第六次打在西贝身上。好比所有人都在抢险救灾，媒体却连续六天围着一家诉说经营不易的高价餐厅，发表长篇评论。古有诸葛亮七擒孟获以收服人心，今有媒体六评西贝……结果呢？或许抚慰了商家的心，却把普通人的关切晾在了一边。
那么，那些为凑手术费一天打三份工的父母，那些深夜里仍盯着屏幕的普通职场人，谁在为他们发声？
二、
这引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主流媒体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只会唱赞歌的媒体，那是对真实的漠视。媒体的镜头，本该照见社会的不公，媒体的笔，本该是推开问题之门的杠杆。
李亚鹏在直播间里努力维系的，是一群唇腭裂孩子的希望。难道这样的公益项目，只能靠一位明星的个人光环苦撑？
其背后，是儿童医疗保障的缺口、公益资源分配的结构性问题、民间公益机构在自负盈亏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组织，靠着创始人的情怀硬扛，随时可能被疫情、房租或运营成本压垮？这些问题，哪一样不比一家饭店的定价争议更值得深入追问？
再看那些接连倒在工位上的生命。难道只有用猝死，才能换来对“休息权”的短暂注视？随手翻翻社交平台，多少人在诉说24小时待命的工作群、周末被临时叫去加班的无奈。八小时工作制成了纸面文章，隐形加班成了常态，可一旦出事，工伤认定的门槛却高不可攀。
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本该成为叩问畸形加班文化的警钟。媒体这时候最应该做的，是把镜头对准深夜依然亮灯的写字楼、对准从不休眠的工作群，认真追问：为什么加班成了理所当然？为什么“隐形加班”管不住？为什么打工人的休息权迟迟落不了地？
在这些沉甸甸的议题面前，无声的沉默却震耳欲聋。如果把本应用于监督社会、推动进步的笔墨，全用来为一家抱怨“网友太苛刻”的企业反复辩护，这不只是资源的错配，更是对责任的背离。
一万多台公益手术的重量，总该重过一碗莜面，一个生命换来的反思，总该比一家企业的委屈更值得书写。
三、
像西贝这样的企业，该不该受保护？当然应该。法治社会里，任何合法经营的企业都该受到保护。但保护不等于纵容，更不该让企业借此凌驾于消费者之上。
罗永浩对西贝“贵，且不值”的吐槽，说到底不过是万千普通顾客心声的放大版。唯一的不同是，罗永浩嗓门大，他的话能被听见。可即便如此，换来的也只是西贝不痛不痒的回应，甚至扬言起诉。
这不禁让人想问，如果连罗永浩这样的公众人物发声，企业都如此傲慢，那普通消费者在他们眼里又算什么？笔者认为，只要基于事实，大V以消费者身份说真话并无不妥。他们实际上是普通人声音的放大器。
韩雪吐槽携程捆绑销售，推动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整改；傅园慧曝光长白山黑车，当地迅速处罚了涉事司机。
每一次，似乎都要靠名人的“特权”，问题才能被迅速看见和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如果没有这些自带流量的声音，普通人的投诉往往石沉大海。在这样的时刻，媒体不该帮着企业捂耳朵，而应该帮消费者调大音量。
四、
眼下似乎有一种倾向，一出现舆论风波，媒体首先做的不是深入调查，而是高高举起“理性客观”的标尺，教育公众“不要情绪化”“要顾全大局”。这种姿态，好比坐在空调房里，对满身是汗的劳动者说：“你要注意形象。”
民营企业当然是经济的重要组成，应当被善待。但保护不等于庇护任性，不该把企业的一点争议无限放大，更不该将消费者的合理诉求贴上“不良舆论”的标签。
李亚鹏的善举不该被冷落，程序员的猝死不该被轻描淡写。那些唇腭裂孩子的未来、那些打工人的休息权，都不该成为一家企业争议的背景板。
主流媒体的价值，从来不在重复正确的空话，而在于能否真正走近人民，能否将镜头对准真实的民生，能否用笔尖触及那些沉在生活底部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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