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武钢有条路叫做“沈因洛路”，湖北的百姓们还在念叨着这位布衣书记，他就是沈因洛。
沈因洛的一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脚踏实地的默默付出。虽然他已经走了，却把清正廉洁的家风、一心为民的情怀，永远留了下来。
1920年的冬天，江苏吴县的一户贫苦人家添了个男婴，父母给他取名“因洛”，盼着他能平安长大，靠自己的本事活出个人样。
可命运没给这家人多少喘息的机会，沈因洛年幼时母亲便撒手人寰，父亲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沈因洛从小就跟着父亲下地、做工，尝遍了生活的苦辣。看着乡里乡亲们生病没钱医治，硬扛着病痛离世的模样，少年沈因洛在心里暗暗立了个志向：将来要学医，做个能救死扶伤的大夫，让穷人也能看得起病。
为了这个梦想，他省吃俭用攒学费，白天帮工，晚上就着煤油灯啃医书。眼看着离学医的目标越来越近，1937年的夏天，一阵炮火打碎了江南水乡的宁静。日军的铁蹄踏过吴县的青石板路，烧杀抢掠，昔日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炼狱。
看着逃难的百姓、燃烧的房屋，沈因洛手里的医书突然变得沉甸甸的。他猛地把书合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国要亡了，学医又有什么用？救得了人，救得了国吗？
17岁的少年，背着一个粗布包袱，揣着一颗滚烫的心，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
那一路，是九死一生的险途。要躲日军的封锁线，要防汉奸的盘查，饿了就啃口干硬的窝头，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有好几次，他差点被日军的巡逻队抓住，靠着老乡的掩护才幸运地脱了身。
有人劝他：“小伙子，别去了，延安那么远，说不定半路就没了性命。”沈因洛摇摇头，眼神坚定：“我要去延安，去投奔能救中国的队伍。”
1938年的春天，延安的窑洞里，18岁的沈因洛举起右拳，对着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从那天起，他不再是那个只想学医的少年，而是一名肩负着家国使命的共产党员。
此后的十余年，沈因洛把青春埋进了枪林弹雨里。他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385旅13团当指导员，战友们都知道，这个戴着眼镜的“文化人”，一点都不娇气。
百团大战的硝烟里，他扛着枪和战士们一起冲锋；中原突围的绝境中，他握着笔，在战壕里记录下战友的牺牲。
炮火熏黑了他的脸庞，饥饿磨瘦了他的身躯，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亮。那些倒在血泊里的战友，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成了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牵挂。
他常说：“我们打仗，不是为了当官享福，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响彻天安门广场。沈因洛脱下军装，转身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大潮中。他先后在湖北军区、中南军区任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61年的春节，家家户户都飘着年夜饭的香味，沈因洛的家里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送调令的通讯员。调令上写着：调任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
这个任命，让周围的人都愣了神。沈因洛是行伍出身，别说炼钢，连高炉长什么样都没见过。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孩子们拉着他的衣角，眼巴巴地说：“爸，吃完年夜饭再走吧。”沈因洛摸了摸孩子的头，眼眶有点红：“国家的事，等不得啊。”
揣着调令，沈因洛连夜赶往武钢。一进厂区，他就傻了眼：设备老旧得叮当响，生产出来的钢材软得像面条，被外国人嘲笑是“裤带钢”，根本派不上用场。国家建设急需钢铁，却要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看着厂里堆成小山的废钢，沈因洛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从那以后，沈因洛就把“不懂就学，不会就问！”挂在了嘴边。他丝毫没有总经理的架子，一头扎进了车间。工人师傅们发现，这个新来的大领导，每天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戴着安全帽，在高炉旁一待就是一整天。
他跟着老师傅学看火候，炉温多少度、钢水什么时候出炉，都记在小本子上；他缠着技术员学画图纸，对着密密麻麻的线条，一看就是大半夜；为了随时掌握生产情况，他干脆在车间的角落里搭了张木板床，累了就和衣而卧，机器的轰鸣声就是他的催眠曲。
三伏天的武汉，高炉旁的温度高达好几十度，沈因洛和工人们一起抬钢板，汗水湿透了衣服，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寒冬腊月，他顶着风雪检查设备，手上冻裂的口子结了痂又裂开，缠上胶布继续干。
有好几次，他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车间，可醒来第一句话还是：“高炉没停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沈因洛从一个炼钢门外汉，变成了能和工人师傅们讨论技术的 “内行”。
1972年，一个改变中国钢铁工业命运的机会来了：国家决定从德国引进“一米七”轧钢机。这台机器能生产高质量钢板，一旦投产，中国就再也不用看外国人的脸色。
沈因洛临危受命，负责引进和安装工作。为了谈成这笔生意，他带着团队和德方代表谈判了好几个月。
德方想漫天要价，他就带着技术人员一点点核对参数，一项项抠细节，光是准备的谈判材料就装了好多箱。
那段时间，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3、4个小时，眼睛熬红了，嗓子说哑了，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为国家省下了大笔资金。
当第一卷高质量的钢板从轧钢机里轧出来时，整个武钢沸腾了。工人们围着钢板又唱又跳，沈因洛站在人群里，看着火红的钢花溅起，眼眶湿润了。从此，武钢挺起了腰杆，中国钢铁工业有了自己的“硬脊梁”，工人们敬佩地喊他“铁帅”。
可“铁帅”对自己，却抠门得很。他领着部队的工资，每月200多元，后来发现武钢经理的工资比他低，主动找财务处降薪，降到100多元。
他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车把上的漆都掉光了；身上的旧夹克，一穿就是十几年，袖口磨破了补块补丁，领口洗松了缝几针。
有人劝他换件新衣服，他却总是笑着说：“衣服能穿就行，钱要花在刀刃上。”
这个“刀刃”，是职工的生活。他看到职工宿舍水压低，居民要跑到一楼挑水，立刻拍板扩建水厂；听说工人上下班的路坑坑洼洼，马上组织修路，开通通勤车；他率先打破“大锅饭”，给干活积极的工人发奖金，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1982年，62岁的沈因洛又接到了新的任命：湖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这个年纪，很多人都想着退休养老，他却二话不说，扛起了更重的担子。
上任第一天，他就给自己立下规矩：善于学习、严格守时、绝不搞特殊。
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省委书记，真的“不像个官儿”。他的办公室，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摆着一张旧木桌、几个椅子，连个风扇都没有。
夏天热得像蒸笼，下属们想给他装空调，他摆摆手：“车间里的工人比我更热，我这里凉快多了。”
下乡调研，他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一辆车、三个人，不带随从，不搞接待。到了村里，他就蹲在田埂上，和农民拉家常，问收成、问困难，裤腿上总是沾着泥点子。
他每年有一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基层，哪个村的路不好走，哪个乡的孩子上学难，他都记在小本子上，想方设法解决。
有人说，当了省委书记，手里有权了，给家人安排个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可沈因洛偏不，他对家人的要求，堪称“严苛”。
他的孙女毕业之后，想要找个稳定的工作，家里人劝他打个招呼，他却不愿意：“自己的路，自己走。”他让孙女把档案投到人才市场，靠自己的本事找工作，还特意嘱咐下属：“谁要是敢给她走后门，别怪我不客气。”
他的老伴曹俊敏，本来可以跟着他调到湖北工作，可他怕有人借着老伴的名义走关系，硬是劝老伴提前离休。
他的司机跟着他十几年，从来没见过他的家人坐过一次公车。有一次，沈因洛生病住院，女儿女婿来看他，要倒两趟公交车，折腾一个多小时。
有人说：“用公车送一趟怎么了？”沈因洛却严肃地说：“公车是办公事的，不是给我家人私用的。”
他的清廉，在湖北官场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有人知道他喜欢藤制家具，送来了四把藤椅。沈因洛看着椅子，确实喜欢，可他二话不说，掏出钱要买下。
秘书劝他：“一把椅子不值几个钱，不用给了吧。”他却生气了，坚持说：“公是公，私是私，不能混为一谈！”
在任上的日子里，沈因洛始终记着，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1982年，麻城农村有个叫做郭睿的青年，高考落榜后心灰意冷，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沈因洛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十几天后，他竟然收到了省委书记的亲笔回信。
信里，沈因洛鼓励他不要放弃，要脚踏实地，努力奋斗。这封信相依曙光，照亮了郭睿迷茫的前路。
1995年，沈因洛离休了。离开办公室的那天，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一支笔都没有带走。
有人劝他：“沈书记，给您留间办公室吧，以后有什么事还能来坐坐。”他摇摇头，说：“既然我已经离休了，就不能再占着公家的地方了。”
离休后的沈因洛，日子过得更加简朴。他还是穿着那件旧夹克，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和小贩讨价还价。可谁也不知道，这个“抠门”的老人，却把自己的退休金，一笔一笔地捐了出去。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年拿出一个月的离休费，捐给希望工程、春蕾计划、老区扶贫办。遇到地震、洪水这样的灾害，他总是第一个捐款。
他的捐款，从来不留真名，有时写“沈一洛”，有时干脆匿名。家人只知道他省吃俭用，却不知道他把钱都捐给了谁。
2007年，沈因洛做出了一个让家人难以接受的决定：捐献遗体。其实早在1983年，他就曾联名签署过捐献遗体的倡议书。几十年过去了，他始终没忘记这个承诺。
老伴曹俊敏第一个反对，她说：“老沈啊，咱们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死后好歹留个全尸，入土为安吧。”孩子们也哭着劝他。
沈因洛却耐心地开导家人：“人活着，要为国家做贡献；死了，能为医学研究出点力，也是好事。我这一辈子，占了国家不少便宜，死后把身体捐出去，就当是还账了。”他握着老伴的手，一字一句地说：
“生不争利，死不占地，我的灵魂，会永远陪着你。”
2016年2月20日，沈因洛走完了他96年的人生旅程。按照他的遗愿，没有追悼会，没有墓碑。
直到他去世后，那106张捐款收据重见天日，家人才知道，这个一辈子舍不得给自己买件新衣服的老人，竟然默默捐了那么多钱。这些收据，是他留给家人最珍贵的遗产，也是他留给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答卷。
沈因洛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的事迹也将永远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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