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秋天，辽西的风已经有些刺骨。锦州城上的守军远眺西北，只能隐约看到大凌河一线的烟尘翻涌，却分不清那是援军的号炮，还是败军的哀声。有人忍不住低声问了一句：“大人，祖大寿还能撑多久？”这话问得直白，却戳中了明廷在辽西战局中最要命的一处——到底是救人，还是保城，没人有十成把握。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年，后金大汗皇太极在大凌河、长山一线连续布局，把“围点打援”这套战法真正玩到了战略层面。明军方面看似兵力、火器都不算弱，最后却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大凌河守军也完全失去了等待援军的信心。回头再看，这一仗几乎成了之后“松锦之战”的预演，也是皇太极围点打援的成型之战。
一、围而不攻，大凌河成了“钓饵”
时间要从天聪五年八月说起。1631年，皇太极盯上的，是尚未完全修筑好的大凌河新城。相比宁远、锦州，这座城防还很“年轻”，城墙不高，守备也没那么牢固。然而偏偏就是这座城，被明廷派去了最不愿意失去的一批人——祖大寿、何可纲以及一万多关宁军精锐。
这批关宁军的分量，老明军都心里有数。自从袁崇焕殉职之后，辽东真正能打的野战部队，本来就剩下不多。祖大寿又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此前在宁远、宁锦多次挡住后金的进攻，皇太极对他既头疼又看重。正面硬啃，代价太大；放任不理，又有后患。这时候，大凌河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一块“诱饵”。
皇太极的打算，并不是一上来就攻城。他清楚，后金军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中吃过重创，攻坚战里死伤太多，八旗骑兵的优势反而发挥不出来。于是，在天聪五年八月，他亲自领兵，快速包围了大凌河城，却刻意按兵不动，不急着攻打。与此同时，命人环城挖壕，筑起一丈多高的土墙，将城池与外界彻底隔开。
这一手“围而不打”，表面上像是拖延，实则是在布更大的局。一方面，可以逐步消耗城内粮草，逼迫祖大寿走向绝境；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引出在锦州、松山一带的明军援兵，把对方的野战力量一点点耗掉。若是能在野战中重创明军，再回头对付城里这点守军，就显得从容得多。
不得不说，皇太极的算盘打得很细。为了彻底截断大凌河与锦州之间的联系，他派兵占领沿途墩台，又在要道设伏，自行坐镇指挥堵截援军。看上去，敌人的重心在城里，其实真正的主战场，早被他挪到了野外。
二、三次救援受挫，孙承宗被拖入“消耗战”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震动不小。崇祯皇帝对祖大寿这位“老将门”还有很大期望，几乎是勒令孙承宗必须救人。只是，这位老成持重的督师，此时手里的底牌，已经远不如他第一次督师辽东时那般充裕。
更麻烦的是，孙承宗在辽西的指挥权，受到了辽东巡抚邱禾嘉的掣肘。关于大凌河要不要提前撤军，两人意见严重不合。孙承宗心里明白，这种孤城深入险地，若防线一旦被切断，很容易变成“瓮中之鳖”，原本倾向于弃城保兵。邱禾嘉却一直犹豫，不敢果断执行撤离命令，结果错过了最佳时机。
等到皇太极大军一封锁，局面立刻变得被动。八月中下旬，孙承宗只得安排先期援军试探性出击。八月十六日，从松山方向出动的两千多援军，刚一接近大凌河，就被后金轻松击退，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
十天之后，八月二十六日，总兵吴襄、宋伟领兵六千，再次沿路逼近大凌河，这一次同样被阿济格部截击，无功而返。短短几天内，两次救援皆败，兵力倒是消耗不小，城内却连一袋粮食都没等来。
形势一日比一日紧张。城中三次突围都被打回，粮草见底，士气大跌。皇太极还趁机玩了一手“假增援”——命人伪装成明军旗号，假装靠近城池支援，企图诱祖大寿出城决战。有一度，祖大寿差点中计，好在最后谨慎收兵，才没被一网打尽，但从此以后只敢死守城中，再也不轻举妄动。
身在锦州的孙承宗也明白，再靠零碎兵力往前推，已经救不了大凌河，只会把自己的老底一点点填进去。无奈之下，他开始四处调度兵源，希望拼出一支像样的援军。经过一番折腾，总算凑出四万余人，配备火炮、弹药，放在明军当时的情况，这几乎就是关外能用的全部主力了。
有人劝他再斟酌，毕竟这一仗若败，辽西就更难守。孙承宗却已经别无选择。若任由祖大寿困死城中，朝中舆论也不会饶他。于是，这支带着最后期望的大军，踏上了通往长山的道路。
三、“长山之战”：分兵布阵，步步落空
九月二十五日，吴襄、宋伟率军从锦州出城，向大凌河方向推进。那时天色已凉，河水渐枯，军队行进倒算顺利。沿途与后金军短暂对峙时，皇太极忽然收兵，退向大凌河方向。表面上看，是后金避战，实际上，他是在把明军引到预设战场。
两天后，九月二十七日，明军渡过小凌河，在距离大凌河约十五里之外的长山扎营。张春监军，吴襄、宋伟分兵为二，一营由吴襄统领，以骑兵为主；另一营由宋伟统领，以火炮、火铳为核心。两营相距不算太远，但毕竟营地分开，各自为阵。
从纸面上看，这支四万余人的明军，人数是皇太极手下的两万多兵马的两倍，还有数量可观的红衣大炮、大将军炮、火枪等火器。战后被缴获和统计的各类火炮、火器、弹药加起来，多达上万件，此前吴襄率领的骑兵部队，在与后金作战时表现也不弱。单看这些条件，很多人会觉得，明军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
问题，恰恰出在“分兵”与“协同”上。皇太极观察到明军扎营后，立刻同大贝勒代善会合，率两万兵马分三路行动：一路正面攻击宋伟营，一路进击吴襄营，第三路则绕到明军逃回锦州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专门截击溃军。
战斗一开始，他选择主攻宋伟。原因不难理解：宋伟营地火炮众多，士气正盛，一旦稳稳站住脚，火力展开，后金骑兵想往前冲，就得付出极大代价。于是，皇太极一声令下，八旗骑兵硬是往上冲，试图在明军阵脚未稳之前打出混乱。
然而，这一仗宋伟守得极为顽强。火炮列阵，火铳齐发，枪炮声震天动地。《满文老档》中记载得很直白：明军队形稳固，“竟岿然不动，从容应战，齐发枪炮，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如雨下”。后金骑兵多次冲锋，都被打了回来，伤亡不小，一时间攻不进去。
这个时候，如果吴襄的骑兵营主动出击，从侧翼牵制后金军，甚至配合反冲一波，战场局势未必像后来那样一边倒。可现实却是，双方营地独立，各自为战。一营在苦撑，另一营却没有形成有效策应，这种熟悉的“各打各的”问题，在明军身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值得一提的是，皇太极在选目标时也并非一条路走到黑。见宋伟营久攻不克，他马上调整方向，把主攻点转向吴襄营。吴襄军的特点，是骑兵居多，火炮略弱。偏偏这时，后金的重炮部队已经赶到战场——那就是由汉人降将佟养性统领的“重营”，装备有仿制西洋红衣大炮的“天佑助威大将军”。
佟养性把四十门火炮推上前沿，对准吴襄营一通猛轰。吴襄军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间营中人仰马翻，再加上八旗铁骑轮番冲击，阵脚彻底乱了。吴襄见势不妙，只能选择后撤。
这一步撤退，本来还有机会向宋伟营靠拢，合兵一处退回锦州。结果吴襄部队一撤就散，往后跑的时候，已经完全顾不上与宋伟的联系。宋伟营失去了骑兵掩护，只能孤军死扛。等后金重炮一转方向，再加上骑兵夹击，宋伟所部也很快崩溃，战线就此全面溃败。
惨烈的还在后面。明军败走时，发现回锦州的道路上早已埋伏重兵，后金军一路截杀，溃散的明军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四万多精锐几乎被消耗殆尽。监军张春以及三十多名军官被俘，总兵吴襄、宋伟、参将祖大乐、祖大弼等少数人仓皇退回锦州，其余多死于乱军之中。
战果摆在那，对比就很刺眼：人数占优、火器占优的一方，败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这一仗，在后金内部被视为一次极为成功的野战典型案例，而在明廷这边，却成了难以启齿的惨败。
四、援绝粮尽，大凌河守军失去最后念头
长山方向尘埃落定之时，大凌河城头上，却仍然看不清战场的全貌。城内将士只能远远望见烟火冲天，隐约听到炮声，却分不出胜负。之前被皇太极“假增援”骗过一次之后，祖大寿心中始终存疑，不敢轻易出城接应。糟糕的是，这一次，外头的喊杀声真的是援军在拼命，只是很快又沉寂下去。
等到消息一点点传来，长山援军几乎全军覆没，城中守军才意识到，自己真正成为孤城。粮草本就告急，战马早被宰杀充饥。再打下去，不是死在城头，就是饿死城内。祖大寿这样久经战阵的将领，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皇太极一边继续绞杀外围援军，一边丝毫没有放松对大凌河的包围。他很清楚，这个时候攻城，其实已经不再是比谁更拼命，而是比谁更会算账。围城一日不解，祖大寿心中的退路就少一分。长山之战的惨败，又让城中士兵对外援完全失去指望。
天聪五年之后的大事发展，后人都知晓：在进一步围困和劝降之下，大凌河守军最终选择投降。祖大寿后来数度在明、清之间辗转，个人评价复杂，但在这一次，他确实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他所率领的一万多关宁军精锐，被皇太极收入麾下后，成了后金乃至后来的清军对明作战的重要力量。
从孙承宗的角度看，大凌河的失守和长山的惨败，几乎把他多年苦心经营的辽西防线打出一个缺口。他在安顿锦州防务之后，只能带着郁闷退回山海关。这一退，也意味着他在辽东战场上的实际影响大幅下降。一个老练的督师，被拖入一场他不愿看到的消耗战，对他个人而言，也是某种程度的悲哀。
五、复盘差距：同一片战场，两种指挥思路
回头看长山之战，《满文老档》中有一句记载很值得咂摸：“明马、步兵四万余，由锦州城出，渡小凌河，即行掘壕，列车盾枪炮，整列甚严。”这说明，明军在出动之初，并非完全散乱，也懂得挖壕、列车、摆炮阵，防御姿态并不算差。
问题出在后续所有关键抉择上。一支军队真正的战斗力，不只看武器、人数，更要看统帅的判断和各部之间的配合。长山这一仗，明金双方的差距，几乎在每一步决策中都被放大。
其一，明军犯了“分兵”的大忌。吴襄以骑兵见长，适合野战冲击；宋伟火炮齐全，适合稳守反击。如果两营能拉在一起，形成火器与骑兵相互配合的阵势，让大炮先进行远程杀伤，骑兵随时准备扑向被打乱的敌阵，后金想要突破，就没那么容易。
然而现实却是，两营各自为营，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号令为主，支援距离有限。后金军一旦集中兵力打吴襄营，宋伟营就算想帮忙，也很难迅速形成有效支援。这就给了皇太极一个最好不过的机会：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局部战场上形成兵力优势，用两万对付对方一部分人，而不是四万对两万的硬碰硬。
其二，明军老毛病又犯了——协同不力，各自为战。当宋伟营承受突击时，吴襄没有大胆组织反冲；而当吴襄营遭到重炮和骑兵夹击时，宋伟的火炮也没能适时对后金兵力展开压制。等到吴襄营一退，考虑的第一件事不是靠近宋伟营，而是尽快脱离战场，这一撤退，很快演变成全面溃逃。
反观皇太极的调度，在同样紧张的战场环境里，显得更有章法。火炮尚未到场时，他先用骑兵冲击，阻止明军阵势稳定下来。发现宋伟难以撼动后，立即转向吴襄营，不做无谓的消耗。等重炮抵达，就果断投入最脆弱的一侧。一攻一转，一追一截，每一步都围绕一个目标：打乱对方整体布局，分段消灭。
其三，双方信息掌握不对等。明军对于后金已装备重炮这一事实，几乎完全不知。吴襄营在遭遇火炮轰击时，表现出的震惊并不难理解。但这样的陌生感，在战场上往往格外致命。一旦士兵发现对面也有火器，而且威力不小，心理上很容易先退一步。
皇太极则不同。他在己巳之变、大凌河围困等战事中，已经有意识地引入火器，组建以汉人炮兵为主力的“重营”，并在实战中反复调整运用方式。长山之战，可以看作他在骑兵与火器配合上的一次成功尝试：先用骑兵测试对手火力，再用重炮打击薄弱一侧，最后由骑兵收尾。
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对于明军而言，大凌河救援是一场“不得不打”的仗，为了救援一城一将，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指挥层心中未必完全一致。而对皇太极来说，这一战的目标极为明确：既要消耗明朝的野战主力，又希望借机收编祖大寿这样的名将。目标越清楚，战场上的取舍就越果决，失败的一面反而更难找到机会翻盘。
六、从“大凌河”到“松锦”，围点打援走向成熟
大凌河、长山的战局结束后，后金在辽西的主动权明显上升。皇太极不仅赢了一场战役，更等于拿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模板。围点打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但能在明末这种火器逐步普及、战场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玩出新花样，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
其实，在大凌河之前，皇太极就已经尝试过类似打法。天聪元年“己巳之变”时，后金军在遵化城外击杀赵率教，在永平城外击杀刘兴祚，都是利用围城诱敌的思路，只不过规模有限，还算不上彻底的战略运用。到了大凌河，他把这一套从局部战斗提升到战役乃至战略层面：先选取一座有象征意义、又容易被孤立的城池，围而不攻，迫使明廷出动大规模援军；随后在预设的野战场中，集中兵力逐个击破；等外围援军被打残，城内守军便自然失去了坚守的理由。
九年之后的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在“松锦之战”中再一次用出类似布局。这一次，扮演“大凌河”的，是锦州；扮演“长山援军”的，则是蓟辽督师洪承畴所率大军。皇太极先围锦州，再拖洪承畴出关，继而把明军压缩在松山一线，形成包围圈。经过一年多消耗，洪承畴兵败被俘，明军在辽西的主力几乎断送殆尽。
对比两场战役，不难发现脉络：大凌河、长山，是皇太极把围点打援从“战术尝试”推向“成熟运用”的关键一步；松锦之战，则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再度升级。大凌河之战时，他还需要在骑兵与火器配合、围城与打援之间不断试探，经历了宋伟难攻、临时改打吴襄这样的临机调整；到了松锦，他已经更加熟悉如何利用城池作为“钩子”，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对手，层层布防，最终把明军主力拖死在辽西。
从明军的角度看，大凌河失利，并不是单一一战的失败，而是整个辽西战略退势中的关键一环。长山之战中损失的四万多精锐，不只是数字，更意味着后续守城、出击的资本被大大削弱。可以说，辽西战场从此再无机会组织同规模的野战援军。
从皇太极个人的军事生涯看，“长山之战”确实算得上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在宁远、宁锦前吃过火器之亏，明白盲目攻城并不能解决问题；在己巳之变中又尝到围点打援的甜头，但局限较多。到了大凌河，他第一次在战略布局中，把围城、佯动、打援、截杀、劝降等环节打通，让这套战法真正服从于更大的目标。之后的松锦，只是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再演一次升级版。
从这条线索往回看，当年长山一役里那些决定性的细节——明军的分营驻扎、互不策应，皇太极的火器使用、路线封锁——都不再只是战场瞬间的偶然，而是双方在对战争理解上的整体差距。围点打援，并不只是几句教科书式的总结，而是需要在一次次试探、失败、调整中慢慢摸索成熟的打法。大凌河、长山这两处辽西的小地名，就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位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