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冬天,北京的风有些硬。那天排练间隙,王崇秋在走廊里点上一支烟,听见有人在一旁低声打趣:“你真打算娶她?她可比你大一轮。”他笑了笑,把烟按进烟灰缸,只留下一句干脆的话:“我不觉得有问题,我们很好。”这话,说得不重,却像是给自己打下的一个终身军令状。
一、烈士之后的小姑娘
要说杨洁的故事,绕不开的是她的父亲杨伯恺。1910年代出生的这位青年,早年在四川参加革命,后来追随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回到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年底,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关头,他在成都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连家人都没来得及见上一面。
这种家庭氛围,对一个孩子的性格影响极大。她从小眼界开阔,心气也高,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等到1940年代中期,她刚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前往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做了联络和服务工作。那时候,她只是中学年纪的小姑娘,却已经进入了革命队伍的核心环境。
1948年以后,组织根据她的特长,让她转到广播战线。她在电台学习播音,指导老师正是当时极有名气的播音员齐越。播音这行看似轻松,实际非常磨人——字句咬得准不准,情绪拿捏得稳不稳,全在细节里见功夫。杨洁对自己要求很严,不到两年,就从普通播音员干到了播音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广播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她的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昼夜颠倒,长期超负荷,身体终于吃不消。1953年,她被诊断出肺结核,病情不轻,医生建议马上动手术。那次手术,她被切除了五根肋骨,这在当时几乎算是“豁出去了”的大手术。
在台里,她性格爽直、办事利落,有人私下里喊她“女兵头”。只是,工作上一帆风顺,感情生活却并不平坦。
三、门第悬殊的第一次婚姻
1950年代初,杨洁遇到了对她影响极深的一个男人——周传基。此人是中国电影界的学者型人物,后来曾被称为“中国电影业的领袖”。他出身名门,其伯祖父周自齐曾在民国政府担任总理,是典型的“书香豪门”。
在许多人眼里,烈士之后与名门子弟,这样的组合颇为“另类”。一边是地下工作牺牲的革命者家庭,一边是从旧社会走来的知识阶层背景,人情世故、生活方式、价值观,多少有些对不上的地方。那时候,单位里的一些领导很不赞成这门亲事,认为“成分不好”,私下劝她不要“找资本家少爷”。
杨洁的母亲听说女儿的对象出身,态度也相当坚决,言辞中甚至带着几分怒气。可杨洁从来不是容易被左右的性格,越是有人反对,她反而越想闯一闯。她看中的是对方的才华、修养,也相信两人可以在思想上逐渐靠拢。
1951年,两人不顾阻力登记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十多年,杨洁先后生下三个孩子,家庭一度其乐融融。只不过,婚姻和恋爱终归不一样。生活走进柴米油盐,门第差异、成长环境、行事方式上的差别一点点显露出来。一个性子急,干活雷厉风行;一个性格更偏学院派,讲理多、行动慢,两人的摩擦就难免出现。
到了1963年,种种积累的问题终于走到摊牌的那一天。这一年,二人和平分手,没有闹出太多波折,也算是彼此留了体面。那时的杨洁已经三十多岁,身边多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却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侣。
有意思的是,这次婚姻的结束,并没有让她对感情彻底绝望。离婚后的杨洁,更像是彻底认清了现实:爱情需要激情,但没有共同节奏和相近的生活观,迟早会耗尽。
四、1969年的那个决定
就在这时,一个比她小14岁的年轻人走进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摄影师王崇秋。1943年出生的他,进台不算很早,但上手非常快。拍起节目来,不怕吃苦,肯多跑、多看、多试。因为工作关系,他和杨洁一起出外景、跑排练、熬夜配合,见得多了,心里悄悄起了变化。
在旁人眼里,两人年纪相差不小,身份也有差别:她是早些年就立住了的导演,他是还在往上爬的年轻摄影。好些同事看在眼里,话嘴上难免带着一点不以为然。有人私下问他:“你哪儿来的勇气?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王崇秋想了想,只回了一句:“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969年,40岁的杨洁与26岁的王崇秋领了结婚证,把三个孩子一并带进这个新家庭。对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做法颇为“惊人”:女方比男方大14岁,而且是再婚带子,这在传统观念中很容易引发议论。
就在两人决定结婚的消息传开时,亲友们几乎是轮番上阵劝说。有人真心替他担心:“崇秋,你再想想,日子长着呢。”他听了一阵,突然抬头笑着说:“我就觉得不会有问题,我们很好。”这种笃定,不是年轻冲动,而是在共同工作多年后,觉得对方值得托付。
杨洁也清楚自己肩上的压力。她没有把自己当成“求别人接纳的再婚女人”,而是一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第一段婚姻虽然失败,但她仍然愿意相信爱情的可能,尤其是能感受得到对方眼里那股真实而坚定的感情。
婚后,两人一起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责任。很多人等着看笑话,估计这段年龄悬殊的婚姻坚持不了几年。结果却让所有人“失望”:他们一路相伴走了48年,直到晚年依旧在彼此身边。
五、雷厉风行的导演,生活里的“生活白纸”
在工作上,杨洁是标准的“狠角色”。一到现场,她说话干脆,眼里只盯着节目质量和进度。同事们对她多少有点怕,知道她不喜欢拖沓,也受不了敷衍。要改的地方,她会当面指出来,哪怕那是老演员,也照样不留情面。
但到了生活里,她反而像是走错了门的人。做饭这件事,对她而言几乎无从下手。连最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弄得一团糟。她可以整夜琢磨剧本,却拿着菜刀犹豫半天;可以对摄像机角度要求极细,却分不清调料该先下哪一种。
这种反差,不得不说有点戏剧性。家务这块的短板,若是放在一般家庭,难免会成为争吵的导火索。王崇秋的处理,却非常干脆——他索性把厨房和杂活全接过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多数事情由他扛着,没指望妻子学会,更没拿“你也该学着点”来压人。
有人会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倒插门”的味道。可在王崇秋眼中,这只是分工不同。在他看来,杨洁负责她擅长的事业,自己则守好这个家,挺自然。他真正看中的,是她那股“有事就上、从不退缩”的劲儿。
也正因为这样的互补,两人才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相处模式。工作时是最默契的搭档,生活里是最稳定的依靠。再加上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这个本不被看好的家庭,慢慢变得紧紧拧在一起。
六、“有钱就敢”的豪气与压力
这部明代神魔小说,篇幅大、人物多、场景杂,涉及到的神话形象不计其数。要拍成电视连续剧,对那个年代的技术条件、资金状况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任务。当时台里并没有太多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只能算是摸着石头过河。
会上,洪民生看向杨洁,问了句带着激将意味的问题:“让你来拍,你敢不敢接?”面对这话,她愣了一下,心里迅速闪过各种顾虑:资金、特效、外景、服装、道具……问题一桩接着一桩。可就在这短短的空档,她脱口而出一句:“有钱就敢,为什么不敢!”
这句话一出口,等于是把自己钉在了这个项目上。洪民生当场拍板:“好!就由杨洁来拍《西游记》!”会上的人多少有些惊讶,连她自己也有点懵——毕竟,之前她在电视里更多是做戏曲、综艺类节目,要直接操刀这样一部大体量、全新类型的连续剧,压力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拍一部神话剧,并不是件轻松事。经费有限,设备有限,外景地还要靠人一点点跑出来。团队里很多人都知道,这次是硬仗,打不好可能名誉尽失,打得好却很难立刻换成现实利益。杨洁没有许诺什么“伟大目标”,只把一句“既然接了,就好好干”挂在嘴边。
七、“猴性”“猪态”与“沙僧”的寻找之路
剧要拍,演员是头等大事。尤其是唐僧师徒四人,一旦选错,就可能直接毁掉整部剧。杨洁在这件事上非常慎重。她对孙悟空的要求概括起来就两点:一是要有“猴性”,二是要有灵性。所谓“猴性”,就是在动作、眼神、反应中带一点野气;所谓灵性,则是要在表演中透出悟性和机敏,不能只是做动作。
一开始,杨洁把目光投向了京剧界。京剧舞台上关于孙悟空的传统形象十分成熟,身段程式丰富,观众也很熟悉。她专门去请教著名京剧演员李万春,希望对方能推荐几位合适的人选。两人谈了很久,却越谈分歧越大。
李万春坚持,既然拍《西游记》,孙悟空的造型就应该沿用戏曲舞台上的“勾脸”扮相,脸谱是艺术的一部分,不能轻易改动。而杨洁认为,一旦把戏曲脸谱完整搬到实景拍摄中,会显得很不自然,尤其在真山真水间,观众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活”在那个世界里的角色。
争执之下,两人不欢而散。杨洁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孙悟空,恐怕不太能在传统戏曲框架里轻易找到。这时,她想起南方有“南猴王”的称号——六龄童家族。再经过多番打听和接触,她把目光落在六龄童之子章金莱身上,这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六小龄童。
定下孙悟空后,猪八戒成了第二个难题。这个角色要求既有憨态,又带一点滑头,要贪吃、怕事、好色,却不能让人讨厌。杨洁仍旧先在戏曲演员中查找,因为猪八戒很多动作本就脱胎于戏曲表演。她曾相中中国京剧院的孙桂元——此人曾在京剧《无底洞》中演过猪八戒,憨态可掬,让人印象极深。
可惜的是,孙桂元那段时间任务繁重,经常要出国演出,是剧团的台柱子,京剧院舍不得放人。涉及到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人事协调,一时半会难以打通,杨洁只好忍痛放弃这个人选。
实在没办法,剧组干脆组织起大规模面试。一个接一个演员走上来试镜,又一个接一个被刷下去,气氛一度非常冷。很多人都在心里犯嘀咕:这角色是不是根本就找不着?最后,一个昆曲丑角演员——马德华,站到了她面前。论名气,他绝对算不上拔尖,可他的诚意和对角色的理解打动了杨洁。她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也给剧组一个赌一把的理由。
沙僧的选择,让她同样费了不少心思。这个角色在原著中戏份不算最重,却是队伍里不可少的一环,既要稳重,又要有存在感。杨洁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人得高大,长相不能太普通,要一站出来就“有味道”。一个个试下来,不是太板,就是太僵,始终没有特别合适的人。
后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董行佶向她推荐了闫怀礼。第一次见面,闫怀礼站在那里,身形高而不粗,五官有点粗犷,却不乏沉静。杨洁看了一眼,心里大概就有数了——这人只要一穿上戏服,就是沙僧的样子。
唐僧这个角色,辗转更是波折。最初,杨洁相中汪粤,他拍了几集就因为电影主演机会临时离组。接下来,徐少华出现在杨洁视野。这个年轻人形象清秀,气质安静,为了符合唐僧的形象,他刻意保持身材,不胖不瘦,在表演中有灵气,和其他三位演员配合得也很好,观众反响不错。可惜,后来在继续深造与继续拍戏之间,他选择了前者。
最终,迟重瑞接过唐僧这一棒。《西游记》播出后,不少观众事后才发现,同一个角色,竟然由三位演员先后饰演。对剧组来说,这样的调整过程并不轻松,却在有限条件中尽量保持了角色连贯性。
不得不说,在演员选择这一环,杨洁展现出了极强的坚持与判断。她明白,哪怕多花点时间、多得罪几个人,也不能轻易妥协。因为一旦妥协,审美标准往下一降,整个剧的气质就变了。
八、晚年的遗憾与守在身边的人
1980年代中后期,《西游记》在全国范围内热播,影响力持续至今。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剧组陆续补拍和制作了续集。等到续集收尾时,杨洁的年龄已经跨过70岁。对于一个经历过大病,又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导演来说,这样的年纪还坚持在拍摄现场,并不轻松。
在把《西游记》这块重担放下之后,她把目光投向自己更偏爱的题材——历史剧。她曾多次筹划拍摄以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为主线的系列作品,希望能用电视剧的方式呈现更宏大的社会图景。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项目迟迟没能通过审批,停留在方案阶段,只能暂时束之高阁。
这大概是她晚年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想到就去做”的人来说,明明尚有精力,却找不到施展空间,这种感觉并不好受。
身体上的旧疾也没有放过她。年轻时留下的肺部问题、长期熬夜带来的心脏负担,到了晚年一一显现。她的心脏情况越来越不稳定,需要格外留意。
在这样的日子里,王崇秋没有离开镜头,却把更多精力放在照顾她身上。从前,他是她的摄影搭档,在天气再恶劣、条件再艰苦的外景地里和她并肩作战。到了老年,两人的分工悄悄发生了变化:她在记忆里回顾一个个剧组故事,他在一旁端茶倒水、盯着药盒上的时间,提醒她按时服药。
他们的婚姻,从1969年那句“不觉得有问题”,走到了几十年后的相濡以沫。有人曾好奇地问过:“你们差这么多岁,不怕以后跟不上吗?”如果再让王崇秋回答,恐怕仍然会用当年的那种语气,说出那句已经被时间验证的话——“我们很好。”
至于婚姻这一题目,旁人怎么看,总会随时代变化而起落。对于亲身经历者来说,只要在长长的岁月里回头看看,不觉得当年选择亏待了自己,不觉得对方辜负了那一句“我们很好”,这就够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