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高烧数日的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位身形瘦削的医生正打地铺日夜守候。而这位医生不是别人，正是被毛泽东后来誉为“红色华佗”的傅连暲。就在不久之前，傅连暲临危受命，连夜骑骡子跋涉九十公里赶来为毛主席治病。而他也不负众望，仅用了三天时间，便凭借精准判断与悉心护理，将毛主席从恶性疟疾的凶险中拉了回来。
思想的巨变
1894年，傅连暲出生在福建长汀一个贫苦的码头搬运工家庭，少年时因缘际会，有机会免费就读于教会学校，傅连暲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最终考入亚盛顿医馆，从此走上了西医的道路。
1916年学成后，傅连暲成为汀州一带知名的医生，甚至在1925年被推举为福音医院的院长。
倘若事情仅发展到此时，傅连暲或许会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甚至是慈善家。然而，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傅连暲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巨变。
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南下途经汀州，由于和国民党部队连续作战，他们还带着三百多名伤痕累累的战士。
面对这支陌生的队伍，医者仁心的傅连暲没有犹豫，他决定敞开医院大门，动员全家和所有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抢救。
也正是在这里，傅连暲遇到了腿骨被子弹打成三截、却在无麻药手术中谈笑自若的陈赓，也遇到了年过半百却激情澎湃投身革命的徐特立。
这些病人给傅连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位后来被毛主席称为红色华佗的军医曾感慨说道：“我当医生治好了他们的病，可他们治好了我的心，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心。”
随着对这些人了解的深入，从一开始医生身份的同情，到后来思想认识的共鸣，傅连暲不经意之间实现了自己的蜕变。
虽千万人吾往矣
傅连暲开始利用福音医院院长的合法身份，织起一张隐秘的支援网络。他不仅为红军提供宝贵的药品和器械，还巧妙地从前来就医的国民党军官口中套取情报，使多次党的行动化险为夷。
傅连暲甚至将订阅的《申报》等报刊，想方设法转交给毛主席等人，这些宝贵的资料也成为领导人了解外界形势的重要途径。
就在傅连暲积极活动期间，他的堂弟、侄子、学生先后因牵连而被杀害，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代价如此深重，这种悲伤自然成为傅连暲心中的刺。
1933年初，毛主席问傅连暲是否愿意将医院迁往瑞金，傅连暲一听，当即答应道：“搬到瑞金去！”
于是傅连暲放弃了每月四百银元的优厚薪水，一口气雇了上百挑夫，从手术器械到玻璃门窗，几乎把福音医院几乎所有的家当搬到了红都瑞金。傅连暲也由此创建了我们红色队伍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医院“中央红色医院”。
瑞金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特意刊文，称赞傅连暲是“苏区第一个模范”。而傅连暲的到来更意味着广大的战士们将拥有更好的治疗，我们的队伍也将更加坚韧。
八千里路云和月
对于傅连暲来说，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在长征时期。
傅连暲拖着本就瘦弱的身体随军出发，白天行军，夜间巡诊，药箱是他最重的行李。
当时的卫生条件极为恶劣，伤病与饥饿、寒冷一样，是比敌军更可怕的收割者。傅连暲因地制宜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他反复强调饮食卫生、不喝生水、防止蚊虫叮咬，将这些最基本的卫生常识，变成一道道保命的军令。
傅连暲就地取材，教战士们辨识、采集中草药止血消炎。他甚至利用自己基督教徒的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寻找可能储备的药品，一次次缓解燃眉之急。
在我军条件最恶劣的时候，傅连暲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我们英勇的战士们铸造起一道坚实的屏障，为我们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傅连暲的医术救治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众多领导人，但是也治好了无数普通战士的腹痛、疟疾、冻伤和伤口感染。
1955年，从未领兵打仗的傅连暲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这枚沉甸甸的将星，并非表彰他斩获了多少敌军，而是国家与军队对一种独特贡献的最高认可。
傅连暲所代表的，是一支由药品、绷带、卫生知识和仁心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的战役，贯穿了革命每一次艰难转折，其胜利成果是无数得以幸存并继续战斗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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