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流行着一种风气，但凡见着些穿西服、打领带的，不论阿猫阿狗，皆尊一声“先生”。
这称谓原是极郑重的——昔日子贡问政，夫子答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立信之人，方当得起“先生”二字。而今却不然，街头巷尾的掮客，屏幕里搔首弄姿的优伶，甚至专行诈术的江湖郎中，只要套上件光鲜衣裳，便都成了“先生”。这“先生”二字，竟比菜市上的烂白菜还要贱上三分。
有人说，这是礼崩乐坏之兆。我倒以为不尽然。礼未曾崩，只是换了主子；乐不曾坏，只是改了调门。你看那拍卖行里，古玩的真伪尚需鉴证，而这“先生”的帽子，却是批量生产、随意兜售的。更有趣的是，人人皆欣然受之，仿佛这顶纸糊的高帽真能添些分量似的。
我曾见一商贾，专做以次充好的买卖，坑骗了不少老实人。酒席上，左右却“张先生”、“李先生”叫得震天响。那商贾摩挲着下巴，笑眯眯地应着，全无愧色。这光景使我想起《儒林外史》中那些戴着方巾、满口之乎者也的假名士来。几百年的戏码，换套行头又搬演一回，只是如今演得更露骨，更不知羞了。
细想来，这种滥称倒也有它的道理——在这“利”字当头的世道里，“名”自然也要待价而沽。“先生”既成了交际场上的通货，多卖些总不吃亏。好比往清水里掺浑汤，初时还能辨个清浊，掺得多了，索性都当作浑汤喝下去。只是喝久了，真有人递来清泉，反要疑心里头下了毒。
更可叹的是那些真该称先生的——学堂里清贫的教书匠，乡野间默默著书的老学究，却往往被这泛滥的“先生”潮淹没了。好比明珠混入鱼目，不是明珠失了光，而是满街的鱼目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由此悟出一个道理：称谓的贬值，实是人心度量衡的失调。当尊严可以批发，敬意能够零售，这“先生”二字，便只剩得空壳了。壳子用得多，里头的仁就薄；叫得勤，那份量便轻。轻到极处，索性连壳也不要了——这大约就是“进步”的代价罢。
夜深时，我常想：百年之后，若有人翻阅这时代的称谓录，见“先生”条目下罗列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职业是鸡鸣狗盗、人口牙子，不知当作何感想？或许会哑然失笑，笑这个时代连一个干净的称谓都留不住。又或许，他们早已发明了更响亮、更廉价的新头衔，把我们这点子滑稽，也当作古董欣赏了。
呜呼！我本不该多话。只是眼见这“先生”满街跑，真先生反倒无处容身，不免要学那九斤老太，唠叨一句：
“一代不如一代了。”
但我终究是错了——不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一代的秤砣，比一代更轻了。轻到末了，怕是连“轻重”二字，也要重新论斤两了。
这便如何是好？
我且喝我的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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