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的风是腥的，挟着海那面的咸气，吹得人骨子里发冷。四粒圆滚滚的物事，沉沉地坠在中国青年的网底，像未及啼鸣便已僵死的卵。
各大网媒却偏要用朱笔勾出“最好成绩”四个字来，想来报端上的油墨一定印得端正，仿佛真成了凯旋的旌旗。
我便忆起网红戏的旧例来。一台戏唱砸了，末了总要到台前作个揖，说些“承蒙捧场，下回再演”的套话。看客们原是预备喝倒彩的，此刻见他们礼数周全，反倒不好意思，竟也稀稀拉拉拍几下手。于是皆大欢喜，仿佛那荒腔走板的戏文、那扭捏作态的身段，都成了“下回更好”的注脚。只是这“下回”，在记忆里竟积了有十余回之多了罢？
有人便来辩，说从前是连作揖的台子也登不上的，现今能立在此处，岂不是大进步？这道理初听是通的，像庙里的签文，横竖都可解得圆满。但我总疑心，看客们眼底的麻木，怕不是因见得太多这般“进步”的缘故？第一回见人跌跤，或要惊呼；第十回见同一人跌在同一处，便只剩抿嘴的笑了。这笑里没有恶意，却比恶意更彻骨——那是看穿了戏码后的倦怠，是知道下一折仍是老调的坦然。
球场四周的灯，白剌剌的，照着绿茵地像块巨大的砧板。我们的青年在上面奔突，汗渍渍的背脊映着光，像涂了层桐油的皮影。皮影戏我是看过的，任那影子舞得如何热闹，总隔着一层素绢的。绢后提线的手，才是真章。可有谁去说破这层绢呢？说破了，戏便演不下去。于是大家仍旧鼓掌，为影子某个漂亮的腾跃；仍旧叹息，为影子某次笨拙的跌倒。真声音闷在绢里，久了，自己也疑心那不过是喉间的痰响。
忽而记起南方的一种树来，名唤“榴莲”的。外壳生着狰狞的硬刺，内里却是稠软的浆肉。过路的人总要掩鼻，摊主却竖起牌子，写道“果中之王”。我们的锦标主义，大约也成了这样一块牌子——分明晓得内里的虚空，偏要用金粉将字描得铮亮。输了零比四，不妨碍是“最好成绩”；失了冠军梦，正好说“来日方长”。这牌子立得久了，竟真有人对着那棘刺丛生的外壳鞠躬，仿佛里头真藏着玉露琼浆。
雨不知何时飘起来的，丝线般，将看台上猩红的旗帜浸成暗褐色。几个青年垂着头走下场，影子被灯光拉得细长，像史书上删节用的墨杠。他们或许真尽力了罢？我本不该苛责这些年轻脊梁的。该追问的，是何以二十年来，我们总在“虽败犹荣”的茧里打转？是何以每一次创口，总被急急地敷上“进步”的香灰？香灰积得厚了，底下是鲜红的肉，还是早已腐白的骨？
雨脚密起来了。远处有霓虹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淌成五色的河。明天网络上照旧会有人拍着桌子，从“排兵布阵”争到“青训根基”，声调越来越高，像沸了的铜壶。待壶盖落下，水汽散尽，壶底依旧沉着那几片泡发了的旧茶渣——自甲午年以来，我们许多事都这般议论着，沸腾着，然后静默着，轮回着。
只有记分牌上那个“零”字，在雨幕里渐渐模糊，圆滚滚的，像颗不肯瞑目的眼珠。它望着黑沉沉的天，天也望着它，彼此都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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