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内蒙古有一封普通信寄到刘凤翥手里，他放下手头的事，买了张北上的火车票，写信的是个达斡尔族老人，说村里的长辈总讲他们祖上是契丹人，盖房时怎么摆供品，祭祀时怎么烧纸，跟古书上记的一点不差，这人研究契丹文字几十年，走遍山川找线索，没想到真答案就在大兴安岭脚下，一个没人注意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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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人打曲棍球，用的球棍叫“波依阔”，动作跟辽代壁画里贵族击鞠的差不多，夜里他们还点着火球打，这玩法在中原早就不让玩了，可达斡尔人一直这么打，传了上千年，老人们唱的歌里头总提“吾汗所遗留”，听上去像是他们祖上真有过自己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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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云南施甸县深山里的“本人”群体，供着契丹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画像，祠堂门朝东开，墙上画着青牛白马的传说，族谱记着元朝跟蒙古军队南征的事，三次改姓，可还是留着北方的规矩，雕梁画栋里画着破冰捕鱼的场景，云南终年没冰，看着就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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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到2004年，DNA检测出来结果，把之前所有猜测都弄清楚了，内蒙古的达斡尔族和契丹女尸的线粒体DNA对得上，云南的“本人”身上带着的父系基因，也指向契丹的源头，语言学家发现，他们说的阿尔泰语系词汇，和达斡尔语隔着千年还能对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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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没消失，只是换了个活法，达斡尔人用曲棍球打下记忆，云南人靠祠堂留住乡愁，有人问契丹族为啥没在民族名单里，可答案早就在球场上飞起的火星里，在祠堂朝东的门板上，有些东西比国号活得久，比如没被抹掉的旧日子，和人一代代不肯放下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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