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数智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转型 | 社会科学报|国民|开启数智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转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科学报

近日，美团将养老保险补贴方案正式覆盖全国，也使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焦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

作者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朱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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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深度融合，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数智时代”。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不仅在于生产力的指数级跃升，更在于生产关系与劳动形态的根本性重塑。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劳动力匹配门槛，催生了以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这一群体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就业形态，呈现出显著的去雇主化、碎片化、原子化及高流动性特征。劳动者从传统的“单位人”转变为被算法和平台松散链接的“社会人”。这种转变虽然赋予了劳动者更高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却也使其暴露在更为复杂的社会风险之中。如何为这一庞大群体构筑社会保障安全网，是我国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俾斯麦政府，亦被称为“俾斯麦模式”。其建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以权利与义务相对等为原则，以正规就业为基础，通过代际代内收入再分配实现生命周期的收入平滑。然而，数智时代的新业态就业具有劳动关系“隐匿化”、工时与收入的“碎片化”、风险形态的“新型化”等特征，从根本上动摇俾斯麦模式的底层逻辑，使传统制度面临严峻的“适应性危机”。简单的制度“修补”已不足以应对挑战。迫切需要从治理理念、技术手段到制度架构进行全方位的重构，实现数智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化转型。

首先，需要重新树立新业态友好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理念。提升治理能力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对标准劳动关系的路径依赖。社会保障应淡化其市场效率导向，增强普遍性与包容性。需要从顶层设计上重塑参保资格认定标准，将社会保险的权益赋予逻辑从“基于劳动合同”转向“基于劳动事实”。可以借鉴诸如新加坡的“平台工作者”立法等国内外创新经验，在法律层面创设区别于传统雇员和自雇者的第三类劳动身份，或直接确立“凡劳动所得皆应参保”的普惠性原则。

其次，利用数智化手段解决数智时代的社会保障困境。“解铃还需系铃人”。数智时代的问题应用数智化的手段解决。传统的社保征缴高度依赖企业申报，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平台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数据全留痕。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打破数据壁垒，与平台企业建立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机制。具体而言，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数字社保账户”。通过采集从业者的接单量、工作时长、收入流水等“数字足迹”，精准核定缴费基数，推行平台代扣代缴的征缴模式，在每一笔订单结算中通过算法自动划拨微量社保费，实现“无感参保”与“碎片化缴费”。这种嵌入式的治理方式，既能解决缴费难问题，又能通过数字化手段实时监控保障落实情况。

再次，优化社会保障的制度结构，提升制度的柔韧度。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特点，构建“基础+弹性+补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兜住”全体国民。一是夯实底线公平，建立统一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保制度，确保即使是低收入的零工群体也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尊严。二是创设弹性险种。针对职业伤害风险，应加快建立独立于工伤保险之外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该制度应弱化雇主责任认定，强调伤害事实补偿，由平台按单缴费，实施社会化运作。三是引入多元补充。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适应新业态的“碎片化”保险产品，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平台为高绩效劳动者建立企业年金式的补充保障，探索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与平台从业的对接机制，形成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

最后，重构多元筹资机制，强化平台的社会责任。传统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的筹资模式“失灵”是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不足的根本障碍，必须围绕平台、政府、个人三方主体，重构筹资责任体系。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红利的最大受益者，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但这不应简单等同于传统雇主责任，而应设计更为科学的“平台责任税”或“社会保险费”。可以探索根据平台的算法控制程度、营收规模及从业者依赖度，确定差异化的缴费比例。同时，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低收入新业态从业者给予社保补贴，并通过征收“机器人税”或“数字服务税”等方式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池，以应对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对社保资金链的长期冲击。同时，应通过平台企业代扣的方式防止从业者缴费规避的短视行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6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