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英主：钱弘佐|五代十国|吴越国|唐军|少年英主|权臣|钱弘佐

五代十国的分裂乱世中，吴越国以东南一隅的安宁与富庶独树一帜。第三位君主钱弘佐以十四岁之龄临朝，在短短七年执政生涯中，内肃权臣、外拓疆域、推行仁政，将吴越国推向全盛，成为五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少年英主。《资治通鉴》赞其“温恭好書，禮士恤民”。

一、临危受命：少年登基定内乱

天成三年（928年），钱弘佐生于杭州吴越王宫功臣堂，为文穆王钱元瓘第六子，母仁惠夫人许氏。这位皇子自幼便显露出过人天资，史载其“少聪明，知书礼，躬亲政事”，与兄长孝献世子钱弘僔博彩时，曾以“五哥入府，弘佐当将符印之命”的从容之语，显露出不凡气度。天福五年（940年），钱弘僔病逝，钱弘佐被封为镇海、镇东节度副使，成为王位继承人选。

天福六年（941年）八月，钱元瓘因府署失火受惊而薨，一场宫廷政变悄然酝酿。内牙指挥使戴恽欲拥立钱弘佐兄长钱弘侑，暗中集结党羽，图谋篡位。此时年仅十四岁的钱弘佐临危不乱，在忠臣内都监章德安的辅佐下，果断采取应变之策：先封锁钱元瓘死讯，迷惑叛军；再于八月二十五日深夜，率将士突袭钱弘侑王府，诛杀戴恽及其党羽，将钱弘侑贬为平民并更名孙本。同年九月初三，钱弘佐于王宫倦居堂正式继位，后晋朝廷遣使册封其为镇国大将军、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确认了其正统地位。

二、内修政理：仁政惠民兴吴越

继位后的钱弘佐面临着权臣环伺、民生待兴的局面。五代乱世中，各国多以重赋养兵，百姓困苦不堪，而钱弘佐却秉持“民为邦本”的理念，推行一系列仁政。《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内税三年。”在粮食储备充足的情况下，主动免除境内三年赋税，这在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极为罕见，极大调动了百姓的农耕积极性。此外，他还取消了“盗公佛寺田园”的苛税，减轻底层负担，使吴越境内“野无饿殍，市有繁华”。

在经济治理上，钱弘佐延续吴越“兴农利、通商贸”的传统。他重视水利建设，下令定期疏浚西湖、太湖及钱塘江海塘，保障杭嘉湖平原的灌溉与防洪，巩固了“鱼米之乡”的根基。同时，他取消境内诸多商贸禁制，降低流通成本，推动吴越丝绸、秘色瓷等特产远销海外，使杭州、明州成为东南重要商港。值得称道的是，他曾动议铸铁钱以改善将士待遇，但在弟弟钱弘倧力陈八大弊端后，当即放弃该计划，避免了货币混乱，展现了从善如流的政治智慧。

对于朝堂权臣，钱弘佐采取“先容后肃”的策略。继位初期，因年幼而对闞璠、杜昭达等权臣采取优容态度，甚至在忠臣章德安与权臣争执时，将章德安贬至明州以息事宁人。但当羽翼渐丰后，他于开运元年（944年）以雷霆手段诛杀结党营私的闞璠、杜昭达，次年又识破宠臣程昭悦“聚积门客、收贮兵器”的谋反阴谋。在处置程昭悦时，他采纳水丘昭券“依律当众处决”的劝谏，避免夜间兴兵问罪的非议，于开运四年（947年）二月公开诛杀程昭悦及其党羽百余人，彻底扭转了军权旁落的局面，强化了君主集权。

三、外拓疆域：审时度势固邦本

五代十国的地缘格局中，吴越国地处南唐、闽国、后晋之间，生存环境复杂。钱弘佐虽年少，却具备远超同龄人的战略眼光。开运二年（945年），南唐大举进攻闽国，闽王王延政兵败求援，愿以闽国为吴越附庸。此时吴越群臣大多反对出兵，认为“路途艰险，耗费巨大”，唯有内牙都监使水丘昭券支持救援。钱弘佐力排众议，奋然说道：“吾为天下元帅，会不能恤邻难，将安用之？”他清醒认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闽国若亡，吴越将直面南唐威胁，于是果断派遣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率三万大军水陆驰援。

这场救援之战充分展现了钱弘佐的军事统筹能力。他命水丘昭券专掌用兵，程昭悦负责粮草补给，丞相元德昭谋划军略，三路协同配合。吴越军自层浦南潜入福州，在白虾浦与唐军展开激战。当时海岸泥淖难行，唐军聚众射箭，吴越军“布竹箦以行”，趁唐军箭矢耗尽之际奋勇登岸，“大呼奋击，大破唐兵”，俘获唐将杨匡业、蔡遇等，缴获器械数十万件。此战不仅成功救援福州，更使吴越国占领闽北地区，疆域横贯苏、浙、闽三省，国力达到全盛。《十国春秋》评价此战：“由是诸将皆服，吴越之威振于东南。”

在对外关系上，钱弘佐延续吴越“尊奉中原、睦邻自保”的国策。他始终向后晋称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先后获得“保邦宣化忠正功臣”等封号，既保障了外交上的合法性，也避免了与中原政权的直接冲突。这种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吴越国在乱世中得以专注内政，远离战火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