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的江湖里，有替天行道的英雄，有快意恩仇的豪杰，可偏偏藏着个刷新无耻下限的小人物——张文远。这家伙拿着宋江的资助，住着郓城县的安稳差事，转头就勾搭朋友的外室，东窗事发后还反手捅刀，非要置宋江于死地。
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梁山好汉大多落得悲剧收场，这个不忠不义的小人，却在乱世里安然无恙，活成了“人生赢家”。
要说张文远这号人，搁现在就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长得倒是人模狗样——书中说他“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还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放在郓城县衙里，妥妥的“颜值担当”。可颜值和人品从来不成正比，这家伙表面斯文，骨子里全是男盗女娼的心思。
他能在郓城县衙当贴书后司，说白了全靠宋江的提携和接济。宋江在郓城那可是出了名的“及时雨”，仗义疏财，谁有难处都愿意帮一把。张文远作为同僚，平日里少不了受宋江的照顾，按说该感恩戴德，可他倒好，眼睛净盯着宋江的“后院”。
宋江当初救了卖身葬父的阎婆惜，架不住阎婆一再撮合，便将她收为外室，安置在城外的小院里。宋江本就对阎婆惜没多少情意，只是出于恻隐之心收留，平日里忙于公务和结交豪杰，很少去探望。
这就让张文远钻了空子——他看出宋江对阎婆惜不上心，又瞅准阎婆惜出身倡优之家、渴望安稳靠山的心思，仗着自己长得风流，主动凑了上去。
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成奸。要知道，宋江既是张文远的恩人，又是他的上司兼朋友，这种“朋友妻不可欺”的底线，在张文远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他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觉得理所当然，把宋江的宽容当成了懦弱。
宋江其实早就察觉了两人的猫腻，可他为人低调，不想和同僚闹得满城风雨，更觉得阎婆惜本就不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便一直忍着没发作。他以为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想到阎婆惜的胃口越来越大，张文远的胆子也越来越肥。
转折点出在宋江的一封书信上。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后，特意写信给宋江表示感谢，还送了黄金作为报答。这封信恰巧被阎婆惜发现，她顿时来了底气，拿着书信要挟宋江：要么给她一百两黄金，要么写休书让她和张文远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宋江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黄金，好言相劝想商量，可阎婆惜得寸进尺，死活不松口。忍无可忍的宋江争执之下误杀了阎婆惜，这下可给了张文远“大义灭亲”的机会。
他明明和阎婆惜有私情，却装作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撺掇阎婆去官府告状，还在公堂上添油加醋，非要把宋江钉死在“杀人犯”的罪名上。
张文远这么做，算盘打得精着呢。一来，他怕宋江说出两人通奸的真相，自己名声扫地；二来，他和宋江同在县衙任职，宋江平日里人缘好、威望高，只要宋江在，他就永远只能是个小小的贴书后司。除掉宋江这个竞争对手，他说不定还能往上爬一爬。
县衙的县令本就佩服宋江的为人，有意袒护，可架不住张文远不依不饶，还威胁说阎婆要去州里告状。
无奈之下，县令只能下令抓捕宋江，这也让宋江彻底背上了命案，从此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道路——先被发配江州，又因题反诗被判死刑，最后走投无路才上了梁山。可以说，宋江被逼落草，张文远“功不可没”。
按说张文远把宋江害到这份上，两人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宋江上了梁山后，兄弟们听说了这段往事，好几次主动提出要下山杀了张文远，为宋江报仇。
可宋江却犯了难：他一向看重“仁义”的名声，要是因为阎婆惜这种私情去杀一个朝廷官吏，传出去难免被人说三道四。思来想去，宋江只能把这口恶气咽了下去，任由张文远在郓城县继续逍遥。
而张文远呢，他早就摸准了宋江的软肋——好面子、重名声。他赌宋江不会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外室，毁了自己“及时雨”的招牌，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不得不说，这家伙虽然无耻，但确实有点小聪明，懂得利用别人的软肋为自己谋利。
在《水浒传》的乱世里，武松血溅鸳鸯楼、林冲含恨而终、李逵饮毒酒而死，多少英雄好汉为了忠义付出了生命。可张文远这个靠着出卖朋友、背信弃义的小人，却凭借着自己的自私和算计，在官府里安稳度日，最后得以善终。
他没有梁山好汉的豪情壮志，也没有江湖侠客的恩怨分明，却用最不光彩的手段，活过了刀光剑影的乱世。
不得不说，施耐庵这一笔写得实在精妙，用张文远的“善终”，反衬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也让《水浒传》的故事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现实意义——有时候，无耻和自私，反而成了乱世里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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