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深夜今天凌晨，尽管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拼尽全力，但在对手压倒性的技术和组织能力面前，还是没能创造奇迹，继22年前亚洲杯决赛之后，在U23亚洲杯的冠军争夺战中，以0比4负于日本队。
虽然中日关系因高市早苗受挫，不过迄今所有的讨论，都没溢出比赛本身。
常言道体育和政治无关，但现实世界中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最严重的当属1969年7月，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因足球比赛而爆发了严重军事冲突。当然，输球只是导火索，这两个小国本就积怨甚深。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直接由体育比赛引爆的战争。
除了触发战争这一极端情况，体育为地缘政治冲突买单并从此埋下仇恨与对抗情绪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对英格兰那举世闻名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按他本人的话说，就是对马岛战争阿根廷失利的快意复仇。
1992年，陷入内战的南斯拉夫，被取消了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先前无缘正赛的丹麦仓促替补。结果后者最终夺冠，成就了足球版“安徒生童话”。至于俄罗斯因兴奋剂和乌克兰，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和世界杯，更成为近1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政治化事件。
无论是引发禁赛制裁还是导致兵戈相向，这些显性的突出案例，如今人们都已见怪不怪。也没几个人再把“体育无关政治”这句口号当回事。
然而，体育赛事对强国之间实力此消彼长的坐标性折射，却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比如中日之间的足球赛，就最具典型意义
2004年，坐镇主场的中国男足，一路杀进了亚洲杯决赛。在与日本队的争冠之战中，后者在亚足联及其指定裁判的包庇下，公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打进了一记手球，从志在必得的中国队和14亿中国人民手中，强行窃取了本该属于中国人的亚洲杯。
日本队和亚足联合谋抢劫的嚣张气焰，引爆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赛后现场球迷情绪激动，除了连绵不绝的愤怒口号，还发生了一系列肢体冲突。有目击者称，赛后乘坐大巴“逃离”的日本球员，还朝车外的中国球迷竖中指。日本人的挑衅，更令现场几近失控。
实话实说，单纯论亚洲杯决赛的竞技水平，和欧洲同行比起来，几乎是不值一提的。但由于这场极具争议的生死大战，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于是客观上也就注定了，其一定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溢出效应。历史后来证明，的确如此。
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以2004年亚洲杯决赛为导火索，中国社会爆发了自1945年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对日民族情绪。在之后迄今的22年里，虽历经多次缓和，但由于日本始终拒绝就历史问题道歉并执意染指台湾，因此这股强烈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很快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蒋介石父子逃到台湾后又倚美拒统，两岸的长期分离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带有鲜明阶级斗争形态的口号，始终作为主流之一，回荡在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宣传的舞台中央。
除了带有突出阶级斗争色彩的统一大业，新中国建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国家又先后面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严重威胁。与全球两大超级强权的斗争，既有反抗近代殖民主义的强烈民族情绪，也包含着复杂多变的超越民族的阶级斗争色彩。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中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立刻进入了引进技术和文化交流的“蜜月期”。气魄宏大的转折性战略决策，为中国抵御赫鲁晓夫威胁并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
中日建交后，中国战略性放弃日本巨额赔款，换取日本支持中国发展经济。1979年，日本启动由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三部分组成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同时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客观地说，ODA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还是起到不小的作用的。
日本的聪明之处还在于，1989年之后，东京没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华制裁，而是乘西方对华收紧经济合作之机，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于是中日经济联系在1990年代达到顶峰。日本制造的工业品，在中国成为技术与时尚的代名词。日本动漫等文娱产品也充斥中国市场。
在一片向日本学习的轻松氛围中，随着经济的增长，基于市场经济的爱国主义情绪，开始萌芽于1990年代的中国。虽然那个年代依然以拥有进口货为荣，但中国已不再甘心继续成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地。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就是“经济爱国主义”的文化反应。
进入新世纪并加入WTO后，外资大举涌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广袤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敞开了大门。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再加上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入沿海制造工厂，羽翼渐丰的中国本土企业，也逐渐初具规模。
此时的中日经济关系，已由改革开放早期的互补，甚至是单方面给予，悄然转变为了局部竞争。起码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中国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等家电日用品，已把昔日横扫全球的日本制造商，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自1968年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于1980年代把美国制造业打得满地找牙以来，日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类挑战。而经济关系的变化，注定会传导到政治和外交层面。2000年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后，中国体量又直逼法国和英国。日本终于坐不住了。
除了愈发激烈的经济竞争，时任日本鹰派首相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就任起至2004年1月，已先后4次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拜鬼的恶劣影响，被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成倍放大，强烈刺激着中国的民族情感。中日关系至此已处于一点就着的“临界状态”。
因此2004年亚洲杯决赛风波，之所以能激起巨大的情绪效应，背后其实有着深刻而急剧变动的经济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席卷互联网的对日情绪中，“抵制日货”的口号，格外引人瞩目。这体现了新兴的民族产业，迫切渴望夺取国内市场的强烈愿望。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发生于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前后。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希望能够扩大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而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新一代思想力量，正是在这种局势和氛围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
经济和产业层面的竞争，也激励了中国对日本历史遗留问题的大清算。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国共内战，建国前30年的阶级史观，以及改革开放后全力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使得日本50年的侵华史与军国主义势力，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性的全民清算。
其实主张对日清算历史的情绪，一直存在于民间。但能够在2004年前后爆发出来，全赖加入WTO后经济崛起和互联网普及所赐。这股对日情绪的出现，深刻改变甚至重塑了中国舆论场的基本面貌。官方在指定对日政策时，有时也不得不顾及新时期中国舆论的对日情感。
不过2000年代中期，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排名未进前三。日资在品牌、营销，特别是设备和零部件方面的竞争力，仍在中国企业之上。中国企业也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所以随着2006年9月小泉卸任和安倍晋三开启第一任期，中日关系走向缓和，并于鸠山时期达到顶峰。
但当2010年日本历史性丧失自1968年以来占据了长达42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后，日本人的对华心态再次出现波动。日本不甘心GDP被中国超过，仍然幻想着能“扳回来”。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除了少数领域外，日企在华地位已岌岌可危。
这波中日关系的剧烈动荡，始于2012年野田佳彦政府的“国有化”钓鱼岛闹剧。两国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尽管二进宫的安倍晋三一反第一任期时的缓和姿态，转而对华强硬，不过日本经济被中国大幅甩开的宿命已不可能改变。日企竞争力的加剧衰落，也已成为定局。
同样，中国民间对日情绪重新变得激烈，“抵制日货”的声音，在舆论场上仍旧此起彼伏。中日政冷经热的基本面，贯穿奥巴马的整个第二任期。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态势，怂恿着安倍政权不断深化美日同盟以对抗中国。这段时期的中日外交关系，一直在低位徘徊。
戏剧性的是，这一轮让中日重新缓和的，是特朗普在向中国抡起贸易大棒时，也顺便对日本展开了高强度勒索。于是在2018至2019年，中日关系又一次回暖。期间不仅中国游客大批赴日，中国海军太原舰还于2019年10月，首次参加了日本自卫队举办的国际阅舰式。
在中美贸易激战正酣之际，致力于对华缓和的安倍政府，却于2019年7月，通过限制半导体原材料的出口，对韩国发动了贸易战。
日韩贸易战表明，日本已正式放弃了“反超”中国的幻想，开始转而遏制体量和自己相差不大、但经济间存在高度竞争关系的韩国。
只是欠缺独立性且天生具备反华属性的日本政权，在拜登赶跑特朗普的4年里，又本性毕露地与中国陷入了龃龉。搞笑的是，随着特朗普的复辟，一向被视为鸽派的石破茂，再一次选择与中国加大接触。只是好景不长，这次缓和前后仅仅一年，就被高市早苗的一股妖风全部吹散。
在如今高市早苗妄言追随美国武力干涉台海之际，中国GDP已是日本的5倍。不仅是军事力量，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前沿科技与工业领域，中国也都对日本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压倒性优势。这回“抵制日货”的呼吁消失了，因为身边已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日资工业品了。
这次国家队虽然输了球，然而1/4个世纪以来矢志不渝的产业升级与国力迭代，已足够让我们能以就事论事的纯粹心态，坦然正视竞技水平方面的差距，并从容地享受比赛本身。当沉重的历史悲情，不再因体育而大面积外溢时，说明中国已真正崛起为了无可匹敌的世界巨人。#U23国足决赛失利原因#
文｜顾善闻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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