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影响的一些思考
最近与部分朋友就儒家思想对当代的社会转型的影响的话题有一些讨论，有些朋友认为如果说清末民国的社会转型出现问题儒家还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当代还在责怪儒家就是打错板子，与空气作战。我个人则认为儒家的思想自先秦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社会演化，已经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制度基因学说的原理，很多儒家的思想观念成为了华夏人的集体无意识，即使你不读四书五经，也无时无刻不笼罩在他的影响之下。比如长期的对权力的依附、对大一统的迷恋、个人家庭等私域与社会公共领域的边界不清晰、等级观念强烈、对事物的评判泛道德化、理性思辨意识的匮乏等，都是这个问题的现实体现。当代的社会转型困难原因多元，包括地理地缘因素、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以及其他各种内外部的重大偶然历史事件。而思想观念因素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当代國人的思想来源大体可以细分为官方意识形态、传统思想观念和西方主流思想观念，其中传统思想观念当中居于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极为重要。
先引述一大段刘泽华先生对儒家的评价，“现在有许多说法，如“综合创新”、“返本开新”，关键是一个“新”。借着某一个命题或一句话，说下去，固无不可，但说古代的儒就是如此，这怎么行？“新”已脱离了原来的儒家思想体系。我提出古代政治思想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包括儒家的思想都是“结构”性存在，这些组合结构如：
1、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2、圣人与圣王；3、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4、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5、尊君与罪君；6、正统与革命；7、民本与君本；8、人为贵与贵贱有序；9、纳谏与独断……
我开列了一串，为了说明这种组合命题的普遍性。这里用了阴阳组合结构，而不用对立统一，是有用意的。在上述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我上边罗列的各个命题，都是阴阳组合关系，主辅不能错位。比如在君本与民本这对阴阳组合命题中，君本与民本互相依存，谈到君本一定要说民本；同样，谈到民本也离不开君本，但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又如“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只是组合命题一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这就是“君主体道”、“王、道同体”、“道出于王”。
阴阳组合结构是我的概括，但其内容则是古代政治思维的普遍事实，这种结构性的思维应该说是极其高明的，它反映了事务的对立与统一的一个基本面，也可以说是“中庸”、“执两用中”思想的具体化。这种“结构”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路线对把握事务非常有用，也非常聪慧，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思想来说，这种结构的容量很大，说东有东，说西有西，既可以把君主之尊和伟大捧得比天高，但又可以进谏批评，乃至对桀纣之君进行革命。由于有极大的容量，以致于人们无法从这种结构中跳出来，至少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直到西方新政治思想传入以前，先哲们没有人能突破这种阴阳组合结构。最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虽有过超乎前人的试跳，但终归没有跳过去。
在政治实践上，这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政治理念，具有广泛和切实的应用性。以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为例，一方面它是那样的稳固，不管有多少波澜起伏，多少次改朝换代，这种体制横竖岿然不动；另一方面，它有相当宽的自我调整空间和适应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政治思维的阴阳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调整。”
刘泽华先生这段对儒家的认识极为深刻，这种阴阳两面，也可以说是中庸调和的哲学，决定了儒家或者类儒家的思想底色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反应。既要又要，既要占据道德、道义的制高点，又要在现实当中依附权力获得社会上的现实影响力及既得利益。不管这些存在着内在张力的价值追求是否可以调和，都一股脑的采用这种框架进行安顿。这个阴阳双面一体的思想结构就类似于一个避风港（说得难听那就是藏污纳垢的收容站），进可以追求道德理想，退可以与强权合作维系儒家的特殊地位，任何力量攻击他的一边，儒家人士都可以调转另一边来进行博弈抗衡。可谓严丝合缝，水泼不进。但由此带来一个严重问题，精通此道的人士可以逃避公共领域权责对等的约束，久而久之社会逐渐形成伪饰、言行不一的扭曲形态。在这种情景下，大部分人将是趋于保守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另一方面纵然会有少数的人试图有所超越，但始终处于较弱的位置，不能主导趋势。
问题本质可以认为是秦制下专制权力的垄断，与先秦时候一些残存的理想主义（不只是来自先秦儒家）之间的非常严重的张力，这种张力，诸子百家都是需要面对的，也包括儒家在内。就是应然跟实然之间，他不能完全倒向任何其中的一边，倒向任何一个其中的一边，它就不是儒家。这一点他们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但是现实当中始终强权是压过理念的，导向犬儒跟乡愿的这一面就是宿命，这是这种思想结构的宿命。
用一个词来形容，阴阳人，阴在前、阳在后，次序不能错。
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个阴阳两面，哪个成分多，哪个成分少是不一定的。比如在谭嗣同的身上，那肯定是阳的东西多，阴的东西少。比如说在孙中山的身上，是阳的东西多。阴的东西少，但是在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儒家人士是阴的多，阳的少，从真实的历史实践上来看应该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的。不管是社会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角度看，合力的方向是什么，这个结果不言自明。
同时，即使是儒家这少数试图有所超越的杰出人士，如岳飞、于谦，在他们的事迹中，你会发现践行理想是多么的沉重，他们需要以整个皇权体系为实际对手，只有些许的缝隙可以给你做事，他们需要同时面对凶暴的外敌和阴沉忌刻的内敌两个方向的敌人。而他们的思想也无时不刻的受到纲常礼教的束缚，顾虑重重，动则得咎。他们为民众、为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的上限已经被儒家的思想牢笼锁死，这是儒家的悲哀，更是整个华夏文明悲哀。他们的英名将永世长存，而他们的悲剧更值得我们永远进行反思。
这个张力从秦漢到宋明一直持续紧张，随着君主专制的愈加严密和残酷，这种张力愈来愈大，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裂，亡國亡天下，终于少部分杰出的儒家知识分子忍无可忍，首次直接质疑秦制家天下的合法性，顾炎武提出亡國与亡天下之辩，黄宗羲更是痛斥君主，“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可惜这种声音迅速隐没在满清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高压之中，再重见天日之时，儒家和华夏要面临的挑战将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制下如此，回到先秦之际，孟子作为儒家当中民本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位，在与论敌墨家的激烈交锋当中，较多的吸收了墨家的贵义、关于战争的正义性思辨（攻、诛之辩）的思想成果，主张“吾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深化了儒家自孔子以来的民本立场，值得肯定。但同时他主张“定于一”，表现出对政治大一统的强烈渴望，对主张个人或小共同体自治的杨朱及墨家如临大敌，斥为“禽兽”，则是暴露了自身的宗法专制本位的底色。以仁德使得四海宾服，实现政治权力和思想的一统固然是孔孟的最高理想，但如果受制于现实环境，君主以霸道临天下再选择与儒家合作，也是可以接受的选项，而民众如果试图突破宗法君权的藩篱，则万万不能允许。这种将互相矛盾的各种主张强行调和的学术思想范式，正如刘泽华先生所分析的，“君本与民本互相依存，谈到君本一定要说民本；同样，谈到民本也离不开君本，但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看似容量极大，但内部逻辑不能自洽，也就丧失了求真的基础，为后世秦制下儒家的异化埋下伏笔。
同时儒家自诞生起，对聖人有超乎寻常的迷恋（脱胎于其的法家亦然），可以说在儒生眼里，天或者上帝是虚弱模糊的，而聖人是儒家社会治理以及个人终极信仰的实际支点之所在。儒家自孔子之后，因为对聖人的角色理解差异，可以大致分为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两支，前者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才是聖人，当代的君主普遍不尽如意，言必称三代。而后者认为三代聖王虽贤，但更应该拥护未来的君主成为聖人。前者法先王，后者法后王。前者对现实政治存在相当的批判倾向，但因为前述的中庸调和哲学，批判的实际效力非常有限而始终无法与权力割席。后者更是培养出韩非和李斯这样的法家精英，将法后王推崇备至。后世秦制下也是后一支居于主流。
另一方面，思孟学派极为崇古，但毕竟上古聖贤的思想和事迹资料匮乏，能指导当代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应然与使然之间的张力不得不面对，自孔子之后，儒家遂逐步产生自我聖化的倾向，如《墨子》书中记载，儒生公孟子对墨子提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聖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如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思孟学派的尽心知天的思想在宋代进一步发展，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横渠四句，邵庸更是自诩“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儒家这一自我聖化的倾向与论敌墨家的“君、親、师皆不可法，莫若法天”的天志法仪思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思想倾向与前述的阴阳双面一体的思想框架结合，催生出严重的人治主义，阴阳正邪的边界缺乏清晰的客观标准，在实践中基本以儒家“聖人”的主观判断为标准，儒家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在秦制下更是成为了儒生犬儒和乡愿的庇护所。
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儒家因为形成了封闭的自我循环论证的内向进路的思想框架，不管是在学术思想上，还是现实世界的利益层面，均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向外求索、发展出认识客观世界的认识方法论，严重缺乏认识客观世界（包括社会和自然）的实践经验，本能排斥各类实学和科学技术探索，这一点与墨家形成鲜明的反差。因为儒家对社会治理的无能，但同时又长期居于学术思想领域的主流，解决社会治理的具体问题的空白领域就给了法家可趁之机，法家虽然在价值观上颇为不堪，但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工具理性能力则远胜于儒家。实际上儒家内部分裂出荀子学派，相当的背景原因就是因为思孟学派缺少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法论而应运而生的，他们进而又孵化出了韩非和李斯这样的法家代表人物。同时战国中前期的魏秦法家如吴起、段干木、商鞅等人也都与儒家西河学派（孔门高弟子夏为代表）有着密切的学术关系。后世秦制下形成所谓的儒表法里、阳儒阴法，也都是对相同课题不同维度的论述。
总结以上分析，儒家在社会治理层面的乏善可陈不是偶然，主要内部原因包括对中庸调和思想框架的滥用、核心社会蓝图的不可欲（如恢复宗法礼教）、终极信仰缺乏天志恒道的坚实基础、认识外部世界的动力严重匮乏并且缺少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秦制的强权压迫以及对儒家的威逼利诱则是重要的外部原因。
回到当代社会转型的问题，儒家的思想并非一无是处，首先儒家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人需要了解过去，才能理解当下，理解当下才能展望和影响未来，而要了解华夏的过去，儒家思想是必不可少的钥匙，此其一。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源于西周初年的敬天愛人的人道主义意识的初步觉醒，与墨家、道家共享这一核心思想资源，即使是经过两千年的秦制洗礼，依然残存至今，包括先秦的孔孟，宋代的张载司马光等儒家诸子、明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先贤以及当代的港台新儒家，均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可毁弃，此其二。儒家在家庭伦理的维系上依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父权对家庭成员的压迫异化问题严重，但也存在不少合理的思想成分，更重要的是这一伦理观念与華人的底层观念稳固绑定，客观上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需要尊重，此其三。儒家在道德概念的抽象思辨层面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历史实践，在个人的道德信仰的修炼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虽有严重的言行不一、虚伪不堪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其价值，此其四。另外极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年秦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先秦两大显学之一，在华夏历史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犯下的各种重大错误，也是当下及后人借鉴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宝贵案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负资产也是资产，前提是我们有勇气面对，不做鸵鸟。与各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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