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这个如今被全球熟知的词汇，本是日语原生概念，连英语都直接音译为“Karoshi”。它从来不是冰冷的词条，而是由一条条逝去的生命堆砌而成的警示。
从1969年首起公开案例，到后来席卷日本的悲剧，这两个字的背后，是无数被工作压垮的普通人。
1969年，一名29岁日本人因过度劳累猝然离世，成为第一例被公开的过劳死案例。1978年，随着多起过劳引发的中风、心脏病猝死事件出现，“过劳死”一词开始被日本人使用，1982年还被写进书籍。到了泡沫经济横行的80年代中期，多位企业高管壮年早逝，这才让过劳死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198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式启动过劳死数据统计，一年后便公布了惊人数字：全国约四分之一的男性雇员，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小时，远超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时。
要知道，每周工作60小时，若按6天出勤算，相当于每天工作10小时的“976”模式；若按5天出勤算，则是更为严苛的“995”。一旦工作时长突破这个界限，其强度已经超过了那个疯狂加班年代的日本打工人。
服务业从业者，是过劳大军里承受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日本社会向来推崇“顾客就是上帝”，再加上其制造业水平在G7集团中相对偏低，国家便将发展重心向服务业倾斜，这也让服务业从业者被迫承受着远超常人的压力。
有数据显示，日本超七成超市、便利店等销售服务业从业者，都遭遇过消费者的恶意投诉，为了平息事端、保住工作，他们只能不断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周全各方。
这便是高压社会的恶性循环，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无论是公司雇员还是服务业者，都被迫绷紧神经，那些看似周到的服务和温柔的笑脸，背后都是用时间和健康换来的辛酸。
国际劳工组织曾公布过数个令人揪心的过劳死典型案例。34岁的A先生，单周工作时长达到110小时，最终因心脏病离世；37岁的公车司机B先生，一年工作满3000小时，连续15天无休后，突发中风猝死。
东京的C先生常年昼夜颠倒，一年累计工作（含夜班）4320小时，58岁时也因中风撒手人寰；最令人惋惜的是22岁的护士D小姐，一个月内5次连续工作34小时，最终因心脏病发告别了这个世界。
这些案例里的主人公，不过是无数过劳打工人的缩影，他们用生命敲响的警钟，却没能阻止悲剧的继续上演。
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劳带来的伤害不止于猝死，还有“过劳自杀”。这也是一个源自日本的词汇，专指因过度劳累摧毁精神健康，最终选择结束生命的行为。
而导致过劳自杀的诱因，远比想象中更普遍：无休止的熬夜加班、被侵占的假期、公司裁员后不减反增的工作量、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业绩指标、经济衰退期企业强加给员工的各种严苛规范，甚至是强迫退休、突然解雇、职场霸凌等行为，都可能成为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相较于猝不及防的过劳猝死，过劳自杀的人往往经历了更长时间的绝望，他们的离世，更让人感到痛心。
为了挽救那些被工作吞噬的人，1988年，日本的律师和医生们联合开通了过劳死热线。可现实依旧残酷，很多过劳受害者要么没意识到自己已站在生死边缘，要么碍于社会压力，宁愿硬扛也不愿求助。
1988到1990年，这条热线共接到1806通求助电话，1990到2007年，平均每年也会接到400个。但数据背后，是更多没能被统计到的悲剧。2009年，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定的63起自杀案件中，有29例的当事人生前每月加班时长超过100小时。
2013年，日本官方公布的过劳死者数量为196人；2014年又披露，2004到2014这十年间，因过度劳累自杀的人数暴涨了十倍，且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成为了过劳的牺牲品。
也是在2014年11月，日本正式颁布《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试图通过立法手段遏制这股歪风。
可惜的是，法律的出台没能彻底扭转局面。直到现在，仍有无数人要么被工作压垮身体，猝然离世；要么被压力摧毁精神，走向绝路。前者往往来不及反应，生命就已戛然而止；后者则是在漫长的绝望中，一步步放弃自己。
人这一生，本不该将工作凌驾于生命之上。可在现代社会的压力和各种舆论裹挟下，太多人被“成王败寇”的执念绑架，被迫成为职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直到被榨干最后一丝力气。
日本的教训，早已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前车之鉴。那些正处于过劳状态、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普通劳动者，与其等到悲剧发生后追悔莫及，不如从现在开始，学会正视自己的健康，学会保护自己。
毕竟，提前预防永远比事后补救，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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