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人的轰炸机掠过湖北施南上空，炸弹呼啸着砸向那座古老的城墙。
但这并不是这座墙头一次遭殃。
你要是那时候站在东门脚下往上看，眼神再尖一点，就能瞧见那砖石早就不对劲了。
就在日本人来的二十多年前，这地方就已经缺了一大块。
这一块缺口，既不是岁月风霜侵蚀的，也不是正规军的大炮轰开的，而是被一门土得掉渣的炮硬生生崩开的。
更有意思的是，点着这门炮引信的，既不是啥都不怕的革命党，也不是占山为王的军阀，而是一个读着古书、家里养着牛马的大少爷。
这人名叫刘尊五。
施南的老百姓念叨了他整整一个世纪。
大家伙儿记得他，就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在生意人看来“亏得底儿掉”的事。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有钱人大多就俩活法：要么给军阀当干儿子做个富家翁，要么自己拉杆子当个土皇上。
可刘尊五偏偏都不选，他一脚踏进了一条死胡同。
图啥呢？
这事儿深究起来，可不光是“被逼得没活路”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关于脸面、阶层和造反代价的精算。
咱们得把时间轴拨回到1917年之前的一个夏天，那是他第一个命运转折点。
那时候的刘尊五，手里的牌面那是相当不错。
老家在沙地乡，爷爷是有功名的秀才，老爹是收租子的地主。
家里院子好几进深，门口老井用的都是楠木，家里光长工就雇了五个。
这种出身，那是典型的“地头蛇”，说话既带着墨水味，又透着一股子铜臭气。
照理说，他是旧世道的既得利益者。
外头再乱，只要肯低头哈腰，给过路的军阀塞够了银元，小日子照样过得滋润。
可刘尊五慢慢觉着不对味了，这笔“保平安”的钱越交越多，还得装孙子。
那几年施南城里的规矩很混蛋：兵比匪多，税比租重。
庄稼汉地里刨食一年，这群大兵能抢走大半。
城里那帮人骑着高头大马，乡下人只能挑着扁担；酒楼开在最热闹的地方，山里人连闻个味儿都得离得远远的。
这种憋屈事，刘尊五看在眼里，本来还能忍。
毕竟，还没割到他自个儿肉上。
真正让他炸毛的，是一次把脸面踩在地上的羞辱。
那年夏天，刘尊五领着三十来号弟兄进城办事。
为了图个方便，他换了身粗布衣裳，腰里别了把刀。
刚到城门口，就让人拦住了。
守门的头目姓周，斜着眼把刘尊五上下打量了一遍，干了一件极其欠揍的事——他一把扯下刘尊五腰里的刀，像是耍猴一样在手里掂量，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极损的话：
“就凭你们这群山巴佬，也配带这个？”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了刘尊五的心窝子。
这时候，摆在刘尊五面前的路就两条：
路子一：忍着。
跟绝大多数乡绅一样，赔个笑脸，再塞两块大洋，把刀拿回来，回家接着过安稳日子。
这是最省事、最不费本钱的活法。
路子二：翻脸。
为了这一口气，把身家性命全押上，去跟手里有洋枪、背后有城墙的军阀硬碰硬。
要是按做买卖的逻辑看，选第二条路那是脑子进水了。
可刘尊五偏就是个犟种。
他在城门口气得脸色铁青，愣是一声没吭。
回到沙地老家，他立马拍板：书不读了，去拜码头混袍哥。
那一刻，他心里的算盘彻底变了。
他看明白了，在这个枪杆子说了算的世道，什么书香门第，什么地主少爷，在军阀眼里连条看门狗都不如。
要想让人好好听你说话，光有钱没用，你得有炮。
这就逼出了他的第二步棋：怎么带着一帮没受过训练的泥腿子，去打一座正规军把守的坚城？
刘尊五虽说是读私塾长大的，但他搞起组织来，脑子比谁都灵光。
摆在面前的难题那是明摆着的：
第一，没人手。
他只有银子，没有兵。
第二，没家伙。
军阀手里拿的是洋枪，他手里只有打兔子的火铳。
第三，没名义。
手里没有革命党的那些大道理，很难忽悠老百姓跟着他卖命。
他是怎么把这死局盘活的？
头一招，借壳上市。
他钻进了“袍哥”的圈子，入的是“土地堂”。
袍哥讲究的是“不惹事、也不怕事”，这话在底层最吃香。
刘尊五混成了二当家，立马改了规矩，喊出口号：“只听老大的，不鸟外头的官”。
这一手玩得漂亮。
有了这个由头，那些流浪汉、没地的佃户，甚至是江边拉纤的苦力，一下子就有了主心骨。
第二招，来个“瞒天过海”。
几千号人要造反，动静那么大，怎么能瞒住官府的耳目？
刘尊五对外宣称是“搭班子唱戏”。
那是民国六年的事儿，沙地的夜里经常能听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还能闻到火药味。
外人要问，就说是戏班子在练武生。
其实呢，那是在造土炮，搓炸药包。
所谓的“练神火”，说白了就是兵工厂。
最后一招，也是最狠的：玩不对称打击。
刘尊五心里跟明镜似的，拿大刀长矛去冲机枪阵地，那是送死。
他把宝全押在了一样“重武器”上——土炮。
把粗大的杉木掏空做成炮筒，里面裹上铁皮，外面糊上厚泥巴。
这玩意儿射程短，打不准，弄不好还得炸膛。
但在那个年代，光是那动静，就跟核武器一样吓人。
1917年腊月初三，北风那个吹啊。
刘尊五站在施南城东门外，旁边就架着这门土炮。
他没废话，嘴里就蹦出一个字：“轰。”
一声巨响，东门楼的大梁碎成了渣，城墙角塌了一大块。
这一炮，算是刘尊五的人生巅峰。
城楼上的哨兵吓得哇哇乱叫，城里乱成一锅粥。
这说明他的路子走对了：在特定的节骨眼上，这种土法上马的重火力，真能把正规军的防线撕个口子。
但也只能到这儿了。
接下来的仗，把刘尊五这支队伍的软肋全暴露了——他们毕竟不是正规军。
炸开东门后，起义军心气儿高涨，想趁着夜色摸过清江，把北门也一块儿端了。
可这时候，施南城的商团露出了獠牙。
这帮商团可不是吃素的，人家有钱，买得起洋货。
北门那边早就架好了快枪队，十几支西洋步枪交织成火网，对着正在涉水的起义军就是一通扫射。
土炮响一声得装半天药，洋枪可是连发的。
那一晚，施南的城墙根染红了一半，清江水漂黑了一半。
扛旗的倒了，队伍瞬间就散了架。
刘尊五没死磕，他拔出刀往后一挥，带着百十号残兵败将逃向了三岔岭。
这时候，他迎来了第三个生死抉择：是跑路还是死扛？
头一仗输了，东门虽说是轰塌了，可城没拿下来。
这时候，刘尊五其实是有后路的。
凭他的家底子和人脉，完全可以跑到外省去，或者改名换姓藏起来。
但他没走。
他在鹤峰边上的呐喊洞扎下了营盘。
这洞口就在悬崖边上，深不见底，是个天然的碉堡。
他在洞门口立了一块碑，刻了一行字：“同兄弟们共坐天下。”
这话有点意思。
他不想“独坐天下”，也没说“轮流坐”，而是要“共坐”。
这说明他心里想的，已经从当初的“报私仇”，变成了一种朴素的政治抱负。
从1917年折腾到1920年，整整三年，刘尊五就像个幽灵，在恩施、鹤峰、桑植、宣恩的大山里钻来钻去。
杀当官的头目、抢粮仓、烧驿站。
他下手极狠，但他始终没离开这片地界。
干嘛不走？
兴许在他看来，只要他还活在大山里，施南城里的那些军阀和商团就不敢太过分。
事实还真让他做到了。
那三年里，因为有刘尊五在旁边盯着，商团不敢明目张胆地加税，当官的也被迫开始说软话。
靖国军虽然来围剿，但也看出来这地方火药味太浓，做事不敢做绝。
一门打不进城的土炮，却在城墙外面轰出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就是刘尊五活着的意义。
他拿自己的命，在那杆看不见的秤上，给穷苦人加了一块沉甸甸的砝码。
可惜，这种平衡太脆弱了。
1920年夏天，靖国军第二师的一支部队专门冲着剿匪来了，花重金买通了内鬼。
刘尊五在花嘴岩被堵住了。
被抓的时候，那场面挺让人琢磨。
他没反抗，身上连刀都没带。
手里就攥着根竹棍，站在草窝子里，安安静静地看着围上来的大兵。
他问：“哪部分的？”
当兵的回：“靖国军。”
他叹了口气：“行吧，跟你们回恩施。”
没有激烈的枪战，没有歇斯底里的喊叫。
就像是一个早就知道结局的棋手，在落下最后那颗子的时候，坦然认输。
到了河滩上，也没审讯，直接就毙了。
临死前，刘尊五冲着行刑的士兵喊了一嗓子：“不怨你们。”
这四个字，分量太重了。
这说明直到闭眼那一刻，他脑子都清醒得很。
他知道，要他命的不是眼前这几个大头兵，而是那个他想轰开却怎么也轰不碎的旧世道。
脑袋滚在沙地上，没人敢收尸。
尸首在那儿躺了一天，最后还是个流浪道士给拖去埋了。
回过头来看，刘尊五这一辈子，到底值不值？
在官方的档案袋里，他是“匪首”，是“捣乱分子”，下场是“明正典刑”。
可在老百姓嘴里，他是“刘二爷”。
施南城东门那个楼子，因为那一晚的一炮，一直就那么破着。
军阀忙着修路捞钱，商团忙着雇保镖保命，谁也没心思去补那堵墙。
直到1941年，那道缺口还像个伤疤一样，挂在施南城的脸上。
老百姓看着那道疤，心里就有数。
清江边上流传着这么几句歌谣：“刘二爷走山头，清兵见了像筛糠，打东门，轰城墙，一炮惊破施南乡。”
这词儿未必准，但那股子劲儿是真的。
刘尊五是个地主出身，却成了穷人的带头大哥；他读过圣贤书，却选了最暴力的法子去反抗。
他用那门土炮证明了一件事：哪怕是手里只有大刀长矛的山里人，真要被逼急眼了，也能把这天捅个大窟窿。
1928年，贺龙带着红军渡过清江进沙地的时候，走的就是当年刘尊五起义的老路。
新塘山、三岔岭、呐喊洞。
路还是那条路，只不过走在路上的人，换了旗号，也有了更清晰的奔头。
至于刘尊五，他倒在了天亮前的黑影里。
那个曾经被守城兵嘲笑“不配带刀”的山里汉子，最后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回敬了那个问题。
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是我手里的炮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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