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大清朝快完蛋的那会儿，当官的圈子里流行一句黑话，损人损到了骨子里，叫“帽儿改绿，顶子飞红”。
这词儿最早是从易实甫写的《王之春赋》里抠出来的。
讲的是那时候官场上的一种丑态：为了往上爬，有的男人心甘情愿把自家媳妇送到上司床上去，好换个一官半职。
“帽儿改绿”，指的是脑袋上那顶帽子变了颜色；“顶子飞红”，意思是官帽顶珠换成了更高级的红宝石。
这买卖，那帮人心里明镜似的：拿男人的脸面，去换手里的权柄。
可这事儿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味。
凭啥非得是绿色？
又为啥非得跟帽子过不去？
想弄明白这个让中国老爷们儿憋屈了一千年的心结，咱们得把日历翻乱，回到当初给这个符号“定性”的那一刻。
这时候你会发现，这压根不是什么道德审判，而是一场关于谁说了算的算计。
真正让事态发生质变的，得追溯到公元1268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五年。
那会儿掌权的蒙古王公，碰上个挠头的麻烦事。
咱们都知道，元朝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界限画得死死的。
可偏偏在那些做买卖热闹的大城里，出了个漏网之鱼。
那些开青楼或者家里有人干这行的，手里有了闲钱。
家里的男人穿金戴银，裹着高档头巾招摇过市。
乍一看，跟当官的、大财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在朝廷眼里，那还了得？
在上头看，等级必须得一眼能看出来。
要是下等人打扮得跟上等人一样，那衙门的威风往哪儿摆？
摆在衙门案头的办法，无非就那么几条：
一是挨家挨户查户口，但这招太费钱，衙役跑断腿也查不过来。
二是直接封杀，不许这帮人做买卖。
但这招更烂，断人财路容易把人逼反了。
最后，中书省琢磨出一招阴的，写进了《元典章》。
这招数，咱们可以叫它“一眼识别法”。
这青色跟绿色差不离，民间顺嘴就叫成了“绿头巾”。
这招高就高在：钱你可以赚，路你可以走，但我得在你脑门上贴个撕不下来的封条。
这政策最狠的地方，在于搞这种“株连式”的丢人现眼。
只要家里有个女人干了这个行当，甭管是被逼无奈还是自愿的，她爹、她老公、她兄弟、她儿子，只要出门见人，脑袋上必须裹层绿布。
这一裹，就是将近一个世纪。
这比皮肉受苦管用多了。
小孩在街上瞅见裹绿布的男人，大人立马就把孩子拽走：“躲远点，那是脏人家出来的。”
日子一长，大伙儿根本不用过脑子，只要眼前飘过一抹绿，心里立马冒出俩词：下流、不干不净。
元朝的当权者，就靠一块布头，愣是把复杂的阶层划分给搞定了。
话又说回来，颜色那么多，干嘛非跟绿色过不去？
这还得把进度条再往回拉，拉到汉武帝元光五年的那顿大酒上。
当时长安城里，馆陶公主养了个小白脸，叫董偃。
这小伙原先是个卖珠子的，因为长得俊，被公主一眼相中了。
按理说这事儿上不了台面。
可在一回宴席上，董偃想讨皇上开心，特意顶着个“绿帻”（也就是绿头巾）就来了。
这时候，东方朔不干了。
他把手里的兵器一扔，当着皇上的面指着董偃鼻子骂，说这人该死。
后来颜师古给《汉书》做注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绿帻，是下贱人穿的行头。”
在大汉朝，颜色是分三六九等的。
红黄蓝白黑那是正经颜色，给贵人用；绿色这种属于“闲色”，那是卑微的代名词，一般只有伺候人的奴才、伙夫才配用。
董偃那是不懂行，或者是他没把大伙儿对“贱业”的歧视当回事。
李白后来还写诗笑话过这事儿：“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
那时候的绿色，代表的是“下贱”，还没跟“老婆出轨”扯上关系。
真正把“绿色”跟“惩治罪犯”绑死在一起的，得数唐朝的一位县太爷，名叫李封。
这哥们在延陵（也就是现在江苏常州那片）当官的时候，琢磨出一套治人的损招。
手底下人犯错了，咋整？
打一顿？
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搞不好还能吹牛说是条硬汉。
罚钱？
有些人根本不差那俩钱。
李封专门搞心理战：精神折磨。
他不打板子也不罚银子，而是强制命令犯事儿的下属“裹碧头巾”。
规矩定得死死的：错犯得大就多戴一阵子，错小的意思意思戴几天。
《封氏闻见记》里写得明白：“根据罪行定天数，日子够了才准摘下来。”
你闭眼琢磨琢磨那场面：一个平时人五人六的差役，顶着象征“奴才”的绿布条在衙门里晃悠。
同事捂着嘴乐，老百姓指指戳戳。
这种羞辱是没完没了的，相当于天天拉出去游街。
对于把面子看得比命重的江南人来说，这比砍头还难受。
李县令这一手，给江南老百姓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打那以后，吴地的人就把戴绿头巾看作是祖坟冒青烟的丢人事。
等到了大明朝，所有的伏笔终于凑到了一块儿。
朱元璋坐了江山，洪武三年拍板定了个规矩：接着用元朝的老法子。
《明史·舆服志》里记得明白：“教坊司的戏子，平时得戴绿头巾。”
看着像是照搬前朝旧制，但这中间出了个要命的岔子。
教坊司那是干嘛的？
唱戏奏乐的。
那里面的乐户，说是搞艺术，其实地位极低，家里的女眷往往身不由己，得干皮肉生意。
这下子，老百姓心里的念头转了个弯。
元朝那会儿的意思是：你家有人卖身，你得戴绿。
到了明朝变成了：你戴绿巾，说明你是乐户；既然是乐户，那你老婆八成在陪客。
于是，刘辰在《国初事迹》里记了一笔：“南京这边娼妓家的男人，头顶绿巾。”
郎瑛在《七修类稿》里更是把这话给坐实了：“吴地人管老婆偷汉子的男人，叫绿头巾。”
注意“吴地”这俩字。
还是那片地界，还是那段糟心的记忆。
从唐代李封给罪犯做记号，到元代把人分三六九等，再到明代的职业歧视，因为乐户家属的特殊处境，“绿头巾”终于完成了从“地位低下”到“老婆不忠”的大变身。
甚至有些穷怕了的底层男人，为了口吃的，主动戴上这玩意儿。
他们靠妻女卖身养家，白天顶着绿头巾招摇，晚上数着带血泪的铜板。
这种事儿一多，那个等号就画得更死了：绿头巾 = 老婆红杏出墙。
到了清朝，赵翼在《陔余丛考》里做总结的时候，这概念已经雷打不动了。
最后一步变化，纯粹是穿衣打扮变了带来的口误。
满人入关，坐了龙廷。
满族爷们儿不喜欢裹头巾，时兴戴瓜皮帽。
慢慢地，头巾退出了历史舞台，可骂人的意思还在啊。
老百姓嘴快，急需找个替补词，顺口就把“绿头巾”改成了“绿帽子”。
这就接上了咱们最开始说的那档子事儿。
晚清官场上，当大伙儿用“帽儿改绿”来挖苦那些靠献妻上位的官员时，这词儿已经修炼了一千多年。
仔细咂摸咂摸，这顶“绿帽子”为啥能让中国男人几千年抬不起头？
因为它太重了。
这里的每一针每一线，都缝进了汉朝对奴才的鄙视，元朝对人种的隔离，唐朝羞辱人的手段，最后还裹上了明清两代对女人贞洁的变态要求。
这哪是帽子啊？
这是一部活生生的、吃人的权力等级演变史。
它像个幽灵一样提醒着那个年代的男人们：你的脸面，从来不在你自己手里，全看你能不能拴住你的女人，还有你跪在哪个台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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