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大明瞿昙》首演，解锁600年汉藏交融的密码！|佛教|壁画|大明瞿昙|寺院|瞿昙寺

青海海东的冬夜，寒风裹着湟水的湿气掠过体育中心的穹顶，场内却暖意蒸腾。当舞台灯光渐亮，身着明代服饰与藏地盛装的舞者缓步登场，灵动的身姿循着历史的轨迹舒展，一座沉睡600余年的高原古寺，便在沉浸式的艺术表达中缓缓“苏醒”。1月24日晚，原创舞剧《大明瞿昙》在这里首演，没有刻意的宏大叙事，没有炫技的舞台特效，只凭舞蹈语言串联起瞿昙寺的兴建始末，让藏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往事，在当代观众眼前有了可感、可触的模样。

这座被誉为“高原小故宫”的瞿昙寺，从来不止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从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亲赐寺名开始，它便承载着超越宗教本身的意义——是中央政府经略西北的文化纽带，是汉藏工匠共筑艺术高峰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高原大地上的鲜活注脚。舞剧《大明瞿昙》的价值，正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的简单复刻，而是以艺术为钥，打开了这座古寺尘封的记忆，让那些藏在砖瓦、壁画、文物里的交融密码，成为可被当代人读懂的文化叙事。

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元末明初的河湟谷地。那时的青海湖沿岸，战火初歇，部族林立，在海心山修行的三罗喇嘛，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并非手握兵权的部族首领，却以一份通透的远见，改写了自己与部族的命运，也为瞿昙寺的诞生埋下伏笔。当时，朱元璋手下大将兰玉追击叛乱者至青海湖北岸，环青海湖的罕东诸部惶恐不安，纷纷计划出逃。三罗喇嘛审时度势，深知战乱之下无安宁，于是亲笔写信招降诸部，率领自己的梅氏家族与罕东诸部一同归顺明王朝。

这份主动的归顺，并非妥协，而是对和平共生的渴求，更是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龙颜大悦。在那个亟需稳固西北边疆的年代，三罗喇嘛的举动，为中央政府安抚藏地部族树立了典范。不久后，三罗喇嘛率众迁徙至如今瞿昙寺的所在地——海东乐都瞿昙镇，这里背靠罗汉山，面朝瞿昙河，前有照山，后有靠山，流水潺潺，林木葱郁，被他视作修行安居的风水宝地。最初，族人仅在此建起一座简陋的小佛堂，取名“色哲佛堂”，却没想到，这座小佛堂日后会在七位明朝皇帝的护持下，成长为规制堪比紫禁城的高原名刹。

洪武二十五年，三罗喇嘛远赴应天府谒见朱元璋，请求朝廷护持寺院。这位开国皇帝不仅欣然应允，还亲自赐名“瞿昙寺”，御书金匾一方，更任命三罗喇嘛为西宁僧纲司都纲，掌管当地宗教事务，相当于如今的省级佛教协会负责人。这一举措，看似是对宗教人士的册封，实则是中央政府经略藏地的智慧体现——以宗教为纽带，以信任为根基，将边疆部族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以教安藏”的治理目标。

瞿昙寺的真正崛起，始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扩建寺院，不仅从南京调集宫廷匠人远赴青海，还派遣四位太监与指挥使全程监工，这场历时35年的扩建工程，让瞿昙寺彻底褪去了小佛堂的简陋，跻身皇家寺院的行列。如今走进瞿昙寺，中轴线上依次排布的瞿昙寺殿、宝光殿、隆国殿，层层递进，左右对称，配以上下回廊、钟鼓楼与藏式白塔，既有中原宫殿的恢弘规整，又不失藏地寺院的庄严神圣。

最令人称奇的是隆国殿，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主殿，完全以北京故宫奉天殿（今太和殿）为蓝本建造，殿身巍峨，飞檐翘角，尽显皇家气派。两侧的抄手斜廊更是珍贵，这种盛行于唐宋的回廊规制，如今在全国仅剩此处留存，行走其间，仿佛能听见明代工匠的斧凿之声，看见汉地营造技艺与高原地理环境的巧妙融合。钟鼓楼的设计则模仿故宫的文楼、武楼，晨钟暮鼓之间，将中原王朝的礼制文化，悄然融入藏地的宗教生活。

舞剧《大明瞿昙》中，有一段舞者模拟工匠筑寺的场景，没有台词，只凭肢体动作展现汉藏工匠并肩劳作的画面——中原匠人带来精湛的木构技艺，藏地匠人深谙高原的气候与材质，他们在丈量中沟通，在打磨中默契，最终将两种文化的精髓，刻进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梁柱。这并非艺术虚构，而是瞿昙寺建筑最真实的底色。与青藏高原常见的藏传佛教寺院不同，瞿昙寺的建筑风格与故宫同出一脉，斗拱、歇山顶、飞檐等汉式元素无处不在，却又与藏式白塔、经幡等符号和谐共存，形成“汉式骨架，藏式灵魂”的独特风貌。

如果说建筑是瞿昙寺的筋骨，那么壁画便是它的血脉。舞剧演出中，舞台背景多次浮现瞿昙寺壁画的影像，那些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的画面，跨越六个世纪，依然散发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瞿昙寺现存完整壁画廊28间，面积超过1700平方米，以连环画形式讲述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成佛的故事，被誉为“前有敦煌，后有瞿昙”，恰好弥补了敦煌壁画在明清时期的空缺，构成中国西北寺院壁画艺术的完整脉络。

这些壁画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单一的艺术风格，而是其中蕴含的文化交融密码。三大殿的壁画受尼泊尔艺术影响，人物造型饱满灵动，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则源自汉传佛教，线条细腻雅致；回廊壁画采用中原青绿山水画风，远山近水层次分明，却又在细节处融入热贡艺术的技法，尤其是清代补绘的部分，唐卡的色彩与线条与原有壁画浑然一体，毫无违和感。一幅《深山朝佛图》中，盘坐修行的高僧身旁，既有手提奶桶、身背酥油的藏地信众，又有身披盔甲、手持大旗的中原兵士，两种身份、两种文化在同一画面中相遇，没有对立，只有共生，恰如瞿昙寺六百年的历史写照。

壁画之外，瞿昙寺珍藏的文物，更是汉藏交融的鲜活实证。隆国殿内的花斑玉须弥座，四周雕饰祥云、莲花纹样，座前木牌上以梵、汉、藏三种文字书写“皇帝万万岁”鎏金字，腾龙、牡丹等中原图案与莲花等藏地符号环绕其间，将皇权与神权、中原与藏地的联结，刻进器物的肌理。那尊现存于青海省博物馆的明永乐铜鎏金观音菩萨像，高1.46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铸菩萨像，底部刻有梵、汉、藏三种文字，是当年寺院高僧从南京带回的御赐之物，既代表明代铜铸艺术的巅峰水准，也承载着中央政府与藏地寺院的深厚羁绊。

还有那尊闻名遐迩的“象背云鼓”，石雕大象跪伏于玉座之上，鼻卷莲花，背上托起叠云木雕，云间架起一面真鼓，造型憨态可掬，寓意吉祥和谐。这尊由宫廷匠人特制的珍品，如今已成为海东市的旅游标志，衍生出无数文创产品，让六百年前的艺术审美，走进当代人的生活。寺内珍藏的400多卷藏文佛经，包括《甘珠尔》《丹珠尔》等典籍，字迹工整，装帧精美，是汉藏文化交流中，知识与信仰传递的重要载体。

舞剧《大明瞿昙》没有回避瞿昙寺的兴衰起落，而是以客观的视角，展现了这座古寺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流转。明代前四位皇帝的持续护持，让瞿昙寺香火鼎盛，僧众最多时达五百余人，成为西北藏传佛教的重要中心。但随着明王朝由盛转衰，瞿昙寺也逐渐走向没落，明末受农民起义军打击，属民人口锐减；清代又因牵连罗卜藏丹津叛乱，活佛被擒，僧兵损失殆尽，朝廷停止赏赐，限制僧众数量，到1949年前夕，僧众仅剩六十余人，“文革”期间更是一度关闭，仅留看门人守护。

衰败与沉寂，没有磨灭瞿昙寺的文化价值。1982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新获得重视与修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座古寺的深层意义，全国政协委员公保扎西便建议，以瞿昙寺为载体，挂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体验基地，构建“瞿昙学”分支学科，让这座古寺成为研究藏传佛教中国化、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场域。而舞剧《大明瞿昙》的诞生，正是对这一建议的生动回应——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知，让文化在当代传承。

演出尾声，舞者们簇拥着象征瞿昙寺金匾的道具缓缓登台，灯光下，汉藏服饰交相辉映，舞蹈动作水乳交融，仿佛六百年前的匠人、信众、兵士都跨越时空，汇聚于此。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在场观众深切感受到，瞿昙寺的故事，从来不是一座寺院的兴衰史，而是汉藏民族从相识、相知到相融的共生史。那些流淌在建筑、壁画、文物中的交融基因，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今的瞿昙寺，早已不是一座孤立的古寺。它静静矗立在河湟谷地，一边连着明代的皇家规制与汉藏匠心，一边连着当代的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承。舞剧《大明瞿昙》的首演，只是一个开始，它为文物活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不是简单的复刻与展示，而是以艺术为桥梁，让历史与当代对话，让传统文化在创新表达中获得新生。

当最后一束灯光落下，掌声经久不息。走出体育中心，寒风依旧，心中却暖意融融。这座高原“小故宫”的故事，不会因演出落幕而结束。那些藏在砖瓦间的智慧，那些融在壁画里的深情，那些刻在文物上的羁绊，终将在一次次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而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篇章，也将如同瞿昙河的流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