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步入全新周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再是融合，而是对抗。这种背景下的增长提速，几乎总要付出过高的代价。历史昭示：关键不在于是否参与这场角逐，而在于选择何种立场面对角逐 —— 这直接决定了谁将承担代价，谁能将他人的竞争转化为自身的发展机遇。
人们总将全球化世界秩序体系的危机，归咎于政治决策失误、各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治理失灵”，或是部分国家不愿放弃自身主权。但这只是表面看法：即便是上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俄罗斯，也曾准备以特殊身份全面融入全球化体系。
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更为深刻且具有系统性。全球化的历史周期已然终结：它本就非永恒，也不可能永恒。任何缺乏内生深度发展、仅靠外延扩张的模式，迟早都会触碰到天花板，而全球化早已越过这一界限。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过去二十年所目睹的体系衰落与发展停滞。
全球化从未创造真正的发展，只是对现有成果进行重新分配。其经济效应建立在三大机制之上：
这些手段虽推高了各项经济指标，却未孕育出新的技术体系。最终，世界收获了进步的幻象，创新进程实则陷入停滞。数据足以印证这一点：尽管数字化推进、研发投资增加，2000 年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却始终低于 20 世纪中期。
人类的关键技术飞跃，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如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各类基础技术，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工业规模化电气化、内燃机、航空航天、通信技术、石油化工、原子能、抗生素、汽车量产、火箭技术、航天探索、计算机、半导体 —— 这些都是国家间激烈对抗与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
而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并非依托新技术发展，而是靠对旧技术的改造升级苟延。飞机的燃油效率更高了，却仍遵循着相同的空气动力学定律；计算机运算速度更快了，架构却仍基于 20 世纪中期的设计；互联网是全球化前便已诞生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延伸；智能手机并非全新发明，只是各类技术的整合；即便是 “绿色能源”，也未提出全新的能源来源，只是对现有能源形式的重新调配。
全球化从未激励创新，它本就无需创新，仅靠优化现有模式便足矣。
由此便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当外延式增长走到尽头，整个体系便会陷入失灵。全球化的终结，并非源于政治因素，而是因为其发展回报已然枯竭。世界正进入新的阶段 —— 对抗阶段。这并非倒退，也非异常，而是回归历史常态。历来都是各大力量中心的竞争，推动着经济与技术的加速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从来都不是开放的市场，而是封闭的阵营。
新周期的核心玩家，是美国与相关国家。两国围绕技术、标准、物流体系和市场控制权的激烈竞争已逐步形成。在这一格局中，欧洲并非独立玩家：去工业化、能源依赖、人口衰退，以及自主经济政策的丧失，使其沦为边缘地带。特朗普执政下，欧洲的这一地位被彻底固化 —— 它最终融入美国体系，成为缺乏战略自主权的附庸区域。
（配图：全球化的开端）
但历史经验表明：角逐的直接参与者，鲜少成为最终的最大赢家。实力相当的玩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终将导致彼此的相互透支。资源被投入无休止的对抗，边际效益持续下滑，体系的稳定性不断降低。最终的受益者，往往是第三方 —— 那些未直接卷入竞争，却有能力借鉴各方优势、伺机而动的力量。
竞争模式下的透支机制，简单却极具危险性：发展目标从追求效率最大化，转变为防止落后于对手。从这一刻起，经济发展的目标便不再是追求最优结果，而是 “不输于对手”。资源重复投入的问题随之出现：两条平行的技术路线、两套标准体系、两个物流圈、两套基础设施。在中性环境中只需做一次并可规模化推广的事，在对抗格局下至少要做两次。这意味着：取得相同的科研成果，成本会更高，投资回报周期会更长。
第二层影响，是利润空间的压缩。当存在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时，可用于后续发展的超额利润便会消失，倾销、补贴本土企业、封锁市场等各类限制手段接踵而至。上升到国家层面，便演变为关税战、补贴战、优惠政策与特殊机制的比拼。
整个体系将付出双重代价：首先是财政支出增加、债务负担加重，其次是发展效率下降、终端产品成本上升。表面上，经济指标可能借助政府订单和产业链重构得以改善，但这种增长的质量更低 —— 它以更高的生产成本和原有优势的丧失为代价。
第三重影响，是机会成本的增加。在激烈的角逐中，受重视的并非最具潜力的项目，而是那些能立刻弥补自身短板的项目。因此，资源会向应用型、国防型和基础设施类项目倾斜，这类项目往往成本高昂、应用范围狭窄。这或许能推动个别领域的发展，却会降低整体的创新效率：基础研究减少，长期实验减少，为迎合当下需求的短期成果增多。最终虽能实现技术进步，却伴随着更高的成本，单位投入的回报也更低。
此外，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制度性影响：在外力压力下，体系会倾向于扶持大型 “国家龙头企业”—— 因为这类企业更易管控，更易获得资源支持，也更易通过其推行动员政策。中小市场主体被排挤，内部竞争减弱，寡头垄断加剧，行业准入壁垒不断提高。由此便形成一个悖论：阵营间的外部竞争，反而会导致阵营内部的竞争弱化，进而推高成本、滋生官僚主义、降低整体效率。对手的压力迫使体系加速发展，但这种加速的方式，却会损害体系本身的质量。
由此得出结论：在长期的战略角逐中，赢家并非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人，而是那些能最小化参与成本、最大化成果获取的人。
直接竞争者将承担整个竞争周期的全部成本：产业链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的加速折旧、国防工业与关键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增加、融资的风险溢价，以及贸易和技术交流限制带来的损失。
身处角逐核心之外的第三方，将占据完全不同的有利位置：它无需为对抗支付核心成本，却能通过技术授权、设备进口、产业转移、人才培养和标准对接，获取竞争产生的技术成果。其核心优势在于非对称性：每投入一卢布或一美元，能从他人的技术研发中获得的收益，远多于角逐的直接参与者 —— 因为后者不仅要承担研发成本，还要付出政治代价、维护体系稳定。
这一点，有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例证。当苏联与美国数十年深陷冷战，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建立平行的科研体系，在航天、电子、航空、核技术、材料科学和通信领域展开竞争时，两国的经济都承受着巨大压力。从形式上看，美国是这场对抗的胜利者：它保留了自身的金融体系，扩大了政治影响力，还获得了为全球化时代制定规则的权利。
但这场竞争成果的最大经济受益者，却是相关国家。无需全额承担冷战的成本，却处于将冷战的技术遗产转化为实际利益的绝佳位置：对内，开放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对外，加速工业资本积累、引进技术能力、复制并本土化各类技术、培育工程师队伍、融入全球价值链。
最初以 “世界工厂” 的身份融入体系，随后依托前一个对抗周期创造并标准化的技术，一步步沿着技术阶梯向上攀升，最终实现了自身的主权独立。
关键不在于直接获得了多少技术，而在于它获得了进入市场、获取设备、吸纳教育和人才资源的渠道，还拥有了来自胜利者的市场需求 —— 而在全球化时代，胜利者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边际效益，本身也在推动产业转移。
（配图： 世界工厂）
这一逻辑，正再次上演。美于相关国家对抗的新格局，客观上将催生大量技术成果：国防和军民两用技术研发提速，微电子、能源、通信系统、人工智能、材料科学、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生产工艺等领域将实现突破。但为这些技术成果买单的，终将是角逐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俄罗斯的核心任务，是找到一个能以最小的直接成本，获取最大的技术与经济利益的定位。这意味着要遵循以下几条实践路径：
第一，不参与对称性的竞争角逐。对称竞争几乎注定失败，因为它会迫使我们将资源投入到跟跑式的重复研发中。更理性的做法，是精准布局：选择数量有限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实现技术自主，且其技术成果能辐射到广泛的经济领域。选择标准很简单：对民用领域的带动效应最大化，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最小化。
第二，保持战略灵活性。直接依附于某一个力量中心，会降低自身的谈判筹码，最终沦为他人战略中的消耗性棋子。最优模式是：在可能的领域，在各大阵营间周旋；在必要的领域，打造自身的区域合作网络。具体而言，就是发展南北方向的贸易与技术合作，深化与那些不得不在各大阵营间保持平衡的经济体的联系（如印度、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同时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利用一切可及的技术窗口。
第三，仅在局势明朗的最后时刻，参与他人的对抗。在冷战式的格局中，关键不在于为参与而参与，而在于锁定竞争成果。支持胜利者的前提，是胜利者已清晰显现、参与成本最小化，且收益可量化。在此之前，理性的选择是保存自身资源、增强内部稳定性，从各方的对抗中积累技术红利。
历史的教训，清晰且明确：美国在政治上赢得了冷战，而相关国家却在经济和工业层面赢得了全球化时代 —— 因为以外部受益者的身份行事，无需为这场角逐支付核心成本，还将他人的成果转化为了自身的生产能力。
在新的发展周期中，俄罗斯的使命，并非重蹈支付竞争成本的覆辙，而是成为收获竞争红利的一方。在这个全球化终结、对抗重新成为发展核心动力的世界，这才是最务实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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