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乙未年腊月刚过，日子到了1956年2月1日。
大年初五的晚上，中南海怀仁堂那叫一个亮堂，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招待宴正在这儿摆开。
刚当上政协委员的钱学森，手里捏着烫金大红帖子，掐着点进了门。
为了显着郑重，他特地换了一身板正的中山装。
顺着帖子的指引，他一直往宴会厅后头走，好不容易找着了第37号桌。
这地儿挺偏，离主席台隔着老远，不过钱学森心里挺坦然。
论资排辈，自己回国才半年多，是个搞学问的，坐这儿没毛病。
他又对了遍号，没错，就是37。
刚想坐下，怪事来了。
桌上有个名牌，本来写着“钱学森”，可这会儿，那三个字被人拿黑笔涂了个严实。
没等他琢磨明白，办事员火急火燎地凑过来，嗓门压得极低：“钱先生，座位动了，您随我来。”
钱学森当场愣住。
这种国宴大场面，座次表早一个月就定死了，临阵换座可是大忌讳。
但他也没言语，跟着那人穿过层层圆桌，闷头往前走。
越往前，周围越没声儿。
最后，办事员在最头里那张桌边站住了——1号桌。
这桌跟别处不一样。
旁人都挤着坐八个，这儿只摆了六把椅子。
办事员指了指其中一把，请他入座。
钱学森扫了一圈，同桌的全是报纸头条常客，全是国家顶层人物。
而指给他的位子，紧挨着主座右手边。
那个主座，是给毛主席留的。
这下子，钱学森心里直犯嘀咕：这哪是越级，简直是“破例”。
没多大功夫，巴掌声响成一片，毛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步入会场。
主席直奔1号桌，瞧着略显拘谨的钱学森，笑着点了点头，便坐了下来。
这会儿，大伙儿才算咂摸出味儿来。
把一位科学家的名字从犄角旮旯的37桌划掉，改到1号桌主席身旁，这绝不单是为了“给面子”。
这是最高级别的战略站台。
毛主席心里这盘棋，算得门儿清。
要看懂这步棋，得往回倒几年。
那时候评价一个人，无非看钱多少、权多大。
可美国人给钱学森定的价码不一样：看兵力。
1950年，钱学森动了回家的念头。
那会儿他在美国混了二十年，从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从学生熬成了大教授。
新中国成立那信儿传来时，他正埋头算火箭推进的数据。
没半点迟疑，打包行李就要走。
谁知道，美国那边的动静，比他想的要大十倍。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人被扣了。
联邦调查局收了护照，翻烂了行李，安了个“企图携带机密回中国”的罪名。
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撂下了一句传遍全球的狠话：
“钱学森不管跑哪儿，都抵得上五个师。
绝不能放他走。”
这话听着像捧人，其实是道“追杀令”。
为了困住这“五个师”，美国人下了死手。
整整五年，那是软禁。
这五年，军事研究不让碰，核心机密不让沾，活动范围画地为牢就在洛杉矶县。
电话被听，信件被拆，特工一天二十四小时死盯着。
美国人的算盘打得精：我用不了你，也不能让对手用。
哪怕把你废在洛杉矶，也好过让你回去造导弹。
破局的，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中美正在谈放人的事儿。
中国手里的牌，是朝鲜战场上抓的美军飞行员。
要飞行员，还是要钱学森？
谈判桌上拉锯了许久。
最后，周总理拍板定案：放人，换人。
中国拿美军飞行员当筹码，把钱学森换了回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踏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
轮船驶离洛杉矶那会儿，他在甲板上杵了半天。
这块地界儿给了他最高的学术光环，也给了他最漫长的牢狱之灾。
二十一天后，脚踩上了罗湖桥。
视线拉回1956年那个晚上的怀仁堂。
毛主席坐在主位，扭头看着钱学森，主动提起了金贝尔那茬儿。
“美国人说你抵得上五个师。”
毛主席顿了顿，紧接着补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对咱们来说，你的力量比五个师大多了。”
这句话，就是钱学森从37桌挪到1号桌的根本缘由。
那时候的新中国，缺师长吗？
不缺。
从南昌起义一路打到抗美援朝，能带兵的将军一抓一大把。
缺五个师的兵力吗？
也不缺。
中国缺的，是能让几百万军队手里那点家伙事儿，变成现代化利器的人。
把钱学森安在1号桌，其实是给全党全军发个信号：搞科技的主帅，地位不比野战军司令低。
这是权力的背书。
席间，毛主席问得细致。
从工程控制论怎么搞建设，问到导弹技术咋保国防。
钱学森也不是只会客套的书呆子。
借着这档口，他把底牌亮了出来：建专门的导弹研究院，培养自己的火箭技术班底。
毛主席听得入神，不住地点头。
这顿国宴，面子上是吃饭，里子里是最高规格的“立项大会”。
饭局散了没多久，1956年10月8日，正赶上钱学森回国满一年，国防部电话来了。
国家要建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请钱学森挂帅当院长。
这是把中国的家底儿托付给了他。
后来的事儿证明，毛主席把钱学森调到1号桌，是建国初回报率最高的一笔买卖。
五院刚搭台子那会儿，条件惨得没法看。
要设备没设备，要人没人，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找不着。
钱学森领着几个人，在北京郊区寻了块空地，撸起袖子就干。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
钱学森坐不住了，连夜写折子，要求提速。
那几年的钱学森，完全不像个喝过洋墨水的教授，反倒像个突击队队长。
不光要管大方向，还得亲自下车间抠技术细节，常常熬个通宵。
1960年11月5日，酒泉。
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轰鸣升空。
虽说这玩意儿还带着苏联技术的影子，但意味着中国手里有了第一根“打狗棍”。
紧接着是更难的自主研发。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了。
这一回，射程干到了1300公里，纯纯的中国造。
钱学森在报告里写得挺含蓄：中国具备了独立搞中程导弹的本事。
过了不到四个月，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震天响，蘑菇云腾空而起。
原子弹有了，导弹也有了。
钱学森管的导弹，成了原子弹的“腿”。
没这条腿，原子弹只能在库房里吃灰；有了这条腿，它才能飞到敌人脑门上。
这就是“两弹结合”的威慑力。
到了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着“东方红一号”卫星扎进了太空。
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的调子时，两鬓斑白的钱学森眼眶湿了。
从1956年那顿饭，到1970年卫星上天，中间隔了十四个年头。
这十四年，钱学森兑现了他在1号桌立下的军令状。
再回头看金贝尔当年那句“抵得上五个师”，确确实实是看走眼了。
五个师，撑死能守住一座城池。
而钱学森带出来的这套导弹航天家底，守住的是一个大国的脸面和底气。
毛主席当年那一笔，划掉的是个普通座次，圈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将来。
从第37桌到第1号桌，距离不过几十米。
可这几十米，中国走了整整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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