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提起春节放鞭炮，网上总能掀起一番争论。
有人说，这是流传千百年的传统，应当延续下去；
也有人担心，放鞭炮太危险——万一“二踢脚”窜进油烟机、点着煤气罐，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自从鞭炮诞生以来，它确实伴随着一定的危险，但千百年来，人们却乐此不疲。甚至连贵为天子，也难挡鞭炮带来的乐趣。
鞭炮，古称“爆竹”，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一种祭祀活动。《周礼》中记载的“九祭”之中，第三祭便是“爆祭”，即燃烧柴火以“敬神祛邪”。这里的“爆”并非爆炸，而是燃烧，但要求燃烧时必须发出响声。
竹子受热爆裂时声响震耳，正符合“爆”的要求，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祭祀燃料，“爆竹”之名由此而来。
到了南北朝时期，烧竹子的习俗已被纳入过年仪式中：“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正月初一起床第一件事，便是烧竹爆响，以驱赶年兽恶鬼。
唐代，有人将硝石装入竹筒点燃，制造出最早的火药爆竹。竹筒外壳也逐渐被纸壳替代，形成了今天鞭炮的雏形。唐宋时期，过年放鞭炮已在上流社会流行，王安石笔下“爆竹声中一岁除”便是生动的写照。
即便贵为天子，也常忍不住亲手点炮，与民同乐。然而鞭炮危险，历史上因此闹出的“宫廷事故”可不少。
宋理宗刚即位不久，某年新年见太监放鞭炮不过瘾，决定亲手点一个“地老鼠”。这种炮外形如鼠，点燃后贴地乱窜。谁知理宗点的这只“老鼠”工艺不佳，不走直路，竟一路窜到杨太后座下。太后兴致全无，转身回宫，连晚宴都不参加了。
若是寻常母子，赔个不是便罢。可理宗是养子，皇位全凭杨太后与权臣扶植，平日面对太后向来谨小慎微。这回闯了祸，他紧张得一宿未眠，天未亮就跪在太后宫前请罪，还请求处罚相关太监。好在太后未加追究，但经此一事，理宗恐怕再也不敢碰鞭炮了。
比起宋代，明朝的鞭炮事故就更严重了。
永乐十三年，明成祖朱棣与王公大臣在午门城楼观看烟花，不料风向忽变，城楼被点燃。负责安保的中军都督马旺也在火灾中殉职。朱棣视此事为“上天示警”，此后便将烟花燃放移往北海。
正德皇帝更是“会玩”，某年宫灯高挂时，他竟想试试用“二踢脚”把灯打下来。没想到一炮命中，灯落燃盆，火势迅速蔓延，竟把乾清宫和坤宁宫都给烧了。太监们护着明武宗逃往西苑，这位皇帝一边撤还一边笑喊：“好大一棚烟火也！”
其弟嘉靖也没好到哪儿，在永寿宫与妃子放烟花，引发大火，宫殿尽毁，太监宫女死伤众多。自此，嘉靖年间起，京城开始实施“烟花爆竹限放令”，明确规定燃放时间、区域，并严禁在紫禁城周边点放。
清朝皇帝吸取前朝教训，基本只看不放，以防“玩火自焚”。
鞭炮除了用于节庆，历史上也曾用于防疫与军事。
1910年东北鼠疫，朝廷派医学专家伍连德前往防治。他的方案中特意建议民众在家放鞭炮——鞭炮中的硫磺可杀菌，爆炸又能减缓空气流动，相当于为每家每户做了消毒。
战场与起义中，鞭炮也屡建奇功。太平军攻永安州时，在城四周频繁放炮，清军心惊胆战，最终城池失守。
1911年武昌首义后，南昌新军原定10月30日起事，谁知前一天武器被巡抚收缴。起义当晚，他们便在城中四处燃放鞭炮，守军闻声大乱，巡抚以为革命党大军杀到，仓皇出逃。南昌就这样“兵不血刃”光复。
如今关于鞭炮的争议，本质是传统习俗与安全环保之间的平衡。
反对者言之有理：污染环境、引发火灾、制造噪音……
支持者亦有所依：千年传统、年味象征、文化记忆……
其实解决之道并不复杂。划定可燃放区域与时间，让喜欢的人过得瘾，让不愿接触的人免受干扰。既保留了文化温度，也守住了安全底线。
千年鞭炮声，响彻的是历史的回音，也照见今天的我们如何接续传统、安然前行。
传统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传承方式。
在“禁”与“放”之间，始终有一片属于热闹与安全的共同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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