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把三国的局势搅得鸡犬不宁。关羽提兵北上，先是把曹仁死死困在樊城，紧接着借汉水暴涨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这份威势直接逼得曹操动了迁都避锋芒的念头。
危急关头，曹操一边听司马懿的计策，暗中勾结孙权共抗关羽，一边急调两路大军驰援曹仁。可同样是曹魏名将，同样领了救援令，表现却差了十万八千里——徐晃星夜疾驰、恨不得脚不沾地，张辽却磨磨蹭蹭、按兵不动。这俩人到底搞什么名堂？是张辽消极避战，还是徐晃过于冒进？
要解开这个疑问，先得看俩人的驻扎地，压根就不在一个处境里。张辽当时正守在扬州合肥，《三国志·张辽传》虽没明说里程，但稍有地理概念就知道，合肥到樊城千里之遥，沿途还要兼顾防线调度，绝非仓促就能启程。
更关键的是，张辽的核心任务从来不是驰援襄樊，而是盯着东吴的一举一动。此前合肥之战，张辽以八百人破孙权十万大军，打出“威震江东”的名头，连东吴小儿啼哭，父母一句“张辽至矣”便能止啼。
曹操再急着救曹仁，也不敢把合肥这道东南门户空出来，孙权本就对合肥虎视眈眈，一旦张辽率主力西调，孙权必然趁虚而入，到时候襄樊危机没解，东南又丢了地盘，曹操只会腹背受敌。
更值得细品的是，当时曹操与孙权的联盟本就是利益捆绑，乱世之中哪有什么真心盟友？孙权会不会借着讨关羽的名义，转头就咬曹魏一口？张辽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放慢行军脚步，既是为了稳住合肥防线，也是留着后手防备东吴反水。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记载，曹操给张辽的诏令虽有驰援之意，却没强令他即刻动身，反倒反复叮嘱“固守则安”。可见曹操也清楚合肥的重要性，默许了张辽的临机决断。张辽看似迟缓，实则是在平衡两端战局，若是贸然疾驰，万一东吴趁虚而入，这份罪责可比救援来晚了重得多。
再看徐晃，他的处境可没张辽这么多顾虑，只能拼命往前赶。徐晃当时驻军宛城，离樊城近得多，行军路途本就顺畅。可他麾下的军队状况极差，此前汉中之战损兵折将，剩下的大多是新兵，战斗力根本没法跟关羽抗衡。
曹操特意叮嘱他“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就是怕他兵力不足，贸然出战反被关羽击溃。徐晃心里清楚，自己在宛城整合军队、招募新兵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再不快马加鞭，樊城一旦失守，他万死难辞其咎。更何况徐晃一直以忠心著称，跟随曹操多年，好不容易有机会临危受命，自然想靠战功站稳脚跟，这份急切也在情理之中。
而且徐晃的“快”，还藏着对战局的精准判断。当时关羽虽势头正盛，但已经犯了兵家大忌——《江表传》间接提及，关羽在围困樊城的同时，还分兵南下围襄阳、派游军扰许都，本就不雄厚的兵力被彻底分散。
再加上汉水暴涨的优势过后，旱季来临，关羽已没了破城的绝佳时机。徐晃赶到前线后，并没有急于猛攻，而是先扎营距关羽包围圈三丈处，“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既稳住了曹仁的军心，又摸清了关羽的布防。这种快中带稳的操作，既弥补了此前整合军队的延误，也精准契合了曹操牵制关羽的需求。
说到底，两人的快慢反差，本质是对曹操深层意图的领悟不同。曹操表面上是要救曹仁，可心里打的算盘远不止于此。他既然已经勾结孙权，就知道关羽迟早要腹背受敌，此时派援军更多是为了牵制关羽，不让他全力猛攻樊城，为孙权偷袭荆州争取时间。
张辽看透了这个全局算计，知道合肥的防守比驰援襄樊更重要，守住合肥就等于断了孙权的念想，也让曹操无后顾之忧。徐晃则领会了表层指令，以最快速度赶到前线牵制关羽，虽没摸到深层布局，却也完成了核心任务。
后来的局势也印证了这一点，张辽按兵不动，孙权果然不敢轻举妄动，始终被合肥防线牵制；徐晃昼夜兼程赶到后，击溃关羽外围部队，成功缓解了樊城之围。
等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偷袭的消息，军心溃散之下只能撤军，襄樊之围不攻自破。这时候再看，张辽的“慢”是权衡全局的沉稳，徐晃的“快”是临危受命的担当，两人没有对错之分，只是站在不同位置，守住了各自的职责。
乱世里的武将，从来不是靠一股猛劲就能站稳脚跟。张辽的慢，从不是怯懦避战，是摸透了曹操“守东南、牵关羽”的双重心思，也是看清了孙权的觊觎之心，才敢顶着“驰援迟缓”的质疑，死死守住合肥防线。
徐晃的快，也不是盲目冒进，是迫于新兵部队的现状，是记着曹操的叮嘱，更是明白自己离前线最近，唯有火速驰援才能稳住樊城局势。这俩人的反差举动，哪里是什么性格差异，全是对着局势、对着人心反复权衡后的选择。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军节奏，藏的都是三国武将在乱世中，安身立命的实战智慧。
参考文献：1. 《三国志·张辽传》2. 《三国志·徐晃传》3.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4. 《江表传》5. 《三国志·关羽传》6.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7.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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