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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密令上只有短短三行字，却让我在原地站了整整十分钟，手脚冰凉，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那是1986年的深秋，我二十三岁，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被分配到县里的红星机械厂当保卫科干事。说是干事，其实就是个看大门的，偶尔给厂领导当当警卫。
我叫陈建国，土生土长的农村娃，高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在部队待了五年。复员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省城，但我爹来信说家里困难让我回来，我二话没说就回来了。
红星机械厂是我们县最大的国营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工人们每个月能拿七八十块钱，比种地强多了。我能进这个厂，还是托了我们连长的战友的关系，算是走了后门。
那时候厂里有个规矩，新来的保卫科干事要轮流给厂领导当警卫。我运气好，被分配给了厂长老周。
老周大名叫周振国，五十出头，瘦高个儿，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他是从省里下来的干部，据说以前在部队当过指导员，后来转业到地方，一步步干到了厂长。
我第一次见老周，是在他办公室门口。他正在跟几个车间主任开会，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掷地有声。我站在门外，大气都不敢喘。
会开完了，那几个主任鱼贯而出，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老周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问："你就是新来的小陈？"
我立正敬礼："报告厂长，保卫科陈建国报到！"
老周笑了笑，摆摆手："别这么紧张，这里不是部队。以后跟着我，机灵点就行。"
就这样，我开始了给老周当警卫的日子。
说实话，当厂长警卫并不轻松。老周是个工作狂，每天早上六点到厂里，晚上十点才走，周末也经常加班。我得跟着他的节奏，随叫随到。
那时候厂里正在搞技术改造，从德国引进了一条生产线，花了大价钱。老周天天泡在车间里，跟工程师们讨论方案，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我跟在他后面，慢慢发现这个厂长跟我想象中的"大官"不太一样。
他从来不摆架子，见了工人都主动打招呼。食堂打饭的时候，他跟普通职工一样排队，从不插队。有一次一个老师傅没排队直接走到窗口前，被他叫住了："老李，咱们都是工人阶级，得讲规矩。"
老师傅脸红了，乖乖回去排队。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那年冬天特别冷，厂里的锅炉房坏了，整个办公楼都没有暖气。我冻得直哆嗦，老周却像没事人一样，披着一件旧军大衣，在办公室里批文件。
我忍不住问他："厂长，您不冷吗？"
老周头也不抬："在朝鲜的时候，零下三十度趴在雪地里，比这冷多了。"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老周还上过朝鲜战场。从那以后，我对他更加敬佩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习惯了这份工作，也渐渐跟老周熟络起来。他有时候会问我家里的情况，我也不藏着掖着，把家里的难处都跟他说了。
我爹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我娘在家种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还有个弟弟在念高中，学费都是东拼西凑的。我每个月的工资，大半都寄回家了，自己就剩个吃饭的钱。
老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吃点苦不是坏事。好好干，会有出头之日的。"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直到那件事发生，我才知道老周对我的"好"，远不止这些。
那是1986年11月的一个晚上，老周去省里开会了，要三天后才回来。保卫科长让我去厂长办公室值班，说是怕有人趁机偷东西。
那年代厂里失窃的事不少，尤其是一些贵重的零部件，经常丢。我领了任务，就在厂长办公室里守着。
那晚我睡不着，就在办公室里转悠。老周的办公室不大，一张旧办公桌，几个椅子，墙角有个铁皮档案柜。
我闲着没事，就随手翻了翻桌上的报纸。翻着翻着，不小心碰掉了一摞文件，撒了一地。
我赶紧蹲下去捡，发现有几张纸滑到了档案柜底下。我趴在地上，伸手去够，却发现档案柜的门没锁严，开了一条缝。
我把文件捡起来，刚要放回去，却瞥见档案柜里有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盖着红色的"机密"印章。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种东西，我一个小警卫是不该看的。
可我当时鬼使神差地，把那个信封抽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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