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我作为跨境电商公司的市场经理,终于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公司想开发这片“最后的蓝海”,我被派来实地考察。手机在过境时被收走,换上了一部只能拨打本地电话的简易手机。导游李英玉——一个约莫三十岁的朝鲜女性,穿着深蓝色套装,妆容得体得像新闻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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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中国朋友,欢迎来到朝鲜。请遵守我们的规定,不要随意拍摄,不要谈论敏感话题。”她的中文很流利,但每个字都像是从教科书上直接搬下来的,没有温度。

团里大多是生意人,每个人都想从这个神秘国度里挖出商机。只有我,背包里除了样品,还装着爷爷临终前塞给我的一张泛黄照片——1953年,他和一个朝鲜少年在鸭绿江边的合影。背面写着:“赠金明哲同志,友谊长存。刘卫国。”

爷爷去年去世了,九十二岁。肺癌晚期时,他总念叨一个朝鲜名字:“明哲……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父亲查过资料,说当年很多朝鲜战友战后就断了联系,“可能不在了吧。”

可我总觉得,该来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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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的街道干净得不像真的。少年宫前穿着民族服装表演的孩子们,笑容整齐划一;地铁里看报纸的市民,坐姿笔直如尺;街上的女交警,指挥手势像舞蹈表演。一切都很完美,完美得让人不安。

李英玉的讲解像AI语音:“这是我们的凯旋门,比巴黎的高十米。”“这是新建的黎明大街,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问她:“李导,您知道战后有没有一位叫金明哲的老兵?大概和我爷爷同岁。”

她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恢复职业微笑:“朝鲜有很多叫金明哲的同志。如果您想寻人,需要正式渠道申请,很复杂。”她转移了话题,指向窗外的柳京饭店:“那是我们最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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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行程是参观平壤近郊的“合作农场”。大巴驶离城区后,景象逐渐真实——田野里劳作的人们,衣服洗得发白;村庄的房屋虽整洁,但看得出年代久远。农场负责人自豪地介绍着他们的“责任制”和“年度产量”,但我注意到,田边休息的老人们,手里捧着的饭盒内容很简单。

参观结束时,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妈妮(朝鲜语:老奶奶)被女儿搀扶着走来,她想和“中国同志”合影。这是安排好的环节——展示朝中友谊。

轮到我和她合影时,阿妈妮突然抓住我的手臂,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脸。她用朝鲜语急促地问着什么,声音颤抖。李英玉赶紧上前解释:“阿妈妮问您是哪里人。”

“中国,辽宁。”我说。

阿妈妮的手更用力了,她转头对女儿激动地说着什么,女儿也惊讶地看着我。李英玉翻译时,声音有些不自然:“阿妈妮说……您长得很像她一位中国故人。”

我心里一动,掏出手机——才想起这里没信号。我打开相册里提前下载好的爷爷年轻时的照片,放大,递给阿妈妮。

那一刻,时间凝固了。

阿妈妮干枯的手指抚过手机屏幕,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她抬头看我,又看照片,用生硬的中文吐出两个字:“卫……国?”

我浑身血液都冲上了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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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玉试图维持秩序,但阿妈妮的女儿——一个五十多岁的朝鲜妇女,红着眼圈解释:“我父亲叫金明哲,他生前总说,他有个中国大哥叫刘卫国。父亲2015年去世了,临终前还念叨……”

大巴车按计划要离开了。李英玉为难地看着手表。团里其他商人催促着:“刘经理,还得去下一站考察市场呢!”

我看着眼前哭泣的阿妈妮——金明哲的妻子,和我奶奶一样,等了一辈子。

“你们先走。”我对领队说,“我留下。”

李英玉脸色变了:“这不符合规定!外国游客不能单独行动!”

“那就请你陪我一起留下。”我看着她的眼睛,“所有责任我承担,所有费用我加倍。”

一番紧张的请示后,我被允许在农场多待两小时,李英玉必须全程陪同。她显然很不满,这打乱了她完美的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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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妈妮简陋却整洁的家中,我看到了爷爷的另一半人生。

墙上挂着一张同样的合影——爷爷和金明哲,只是这张保存得更完好。阿妈妮翻出一个铁盒,里面是泛黄的信件,全部是中文写的,字迹我认得,是爷爷的。

“明哲吾弟:见字如面。国内形势复杂,汇款屡次被退回。今托丹东友人带去粮票十斤、红糖二斤,望弟查收。卫国,1960年冬。”

“明哲:闻弟喜得千金,甚慰。奈何关山阻隔,不能亲贺。寄去红布三尺,为侄女做新衣。盼重逢日,抱侄女于膝前。兄卫国,1962年春。”

最后一封信是1974年:“明哲,此信不知能否抵达。我已被下放,自身难保。勿再回信,恐累及弟。惟愿吾弟平安。若他日泉下相见,再续兄弟情。兄绝笔。”

阿妈妮不懂中文,这些信她珍藏了一辈子,却不知内容。我哽咽着翻译给她听,李英玉在一旁默默记录——这是她的工作,但她的笔尖在颤抖。

阿妈妮的女儿叫金玉善,她拿出父亲留下的日记本,里面是朝鲜文:“今日又梦到卫国兄。他说中国闹饥荒,自己都吃不饱,却总寄东西给我们。这份情,此生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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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韩建交,父亲以为终于能联系了,去问了很多部门,都说‘需要研究’。这一研究,就是一辈子。”

“2000年,听说丹东有寻亲活动,父亲徒步走到边境线,远远望了一天。回来说:‘我好像看到有个像卫国兄的老人,在江那边也站着。’”

“2015年病重,父亲说:‘替我谢谢卫国兄。下辈子,还做兄弟。’”

窗外,朝鲜农村的傍晚安静得能听见风声。没有网络,没有霓虹,只有炊烟袅袅。我握着那些信,突然明白了爷爷为什么晚年总望着北方发呆——他从未忘记这片土地上的兄弟,就像阿妈妮从未忘记那个素未谋面的“中国大哥”。

李英玉打破了沉默,声音很轻:“我父亲……也曾是军人。他常说,朝鲜战争时,中国同志自己吃炒面喝雪水,把罐头留给朝鲜伤员。”她顿了顿,“但我学中文、当导游后,看到的中国游客……大多是好奇的、同情的,甚至……优越的。我以为,那段历史,你们早就忘了。”

“没忘。”我说,“只是……我们都换了活法。”

临别时,阿妈妮紧紧抓着我的手,用朝鲜语反复说着什么。金玉善翻译:“母亲说,父亲走了,但今天,中国哥哥的孙子来了。父亲在天上,一定很高兴。”

她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是一支锈迹斑斑的钢笔。“父亲说,这是卫国大哥送他的,他一直舍不得用。”

我认得这支笔。爷爷也有同样的一支,他说是“抗战胜利纪念品”,生前总摩挲着,却从不告诉我来历。

我把随身带的国产智能手机塞给金玉善——在朝鲜,这是稀罕物。“留着,里面有很多中国发展的照片、视频。等将来……也许能用上。”

李英玉看着我,欲言又止。按照规定,她应该制止这种“私下馈赠”。但她最终转过头,假装没看见。

回平壤的路上,夜色如墨。李英玉忽然说:“刘先生,您知道吗?在朝鲜,我们被教导要记住两件事:一是领袖的恩情,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鲜血。”

“但现实中,”她苦笑,“我们更多被要求展示第一件事。至于第二件……它成了一种背景,模糊的、遥远的背景。直到今天,看到那位阿妈妮的眼神,我才明白,那段历史不是背景,是一代人的一辈子。”

车窗外,平壤的灯火渐近。那座精心设计的城市,像舞台布景一样完美。而在布景之后,在那些没有灯光照射的村庄里,有着真实的人生、真实的记忆、真实的等待。

考察结束后,我带着一堆市场数据回国,但脑子里全是阿妈妮那双流泪的眼睛。

公司在汇报会上对我的朝鲜之行评价很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潜在机会”。只有我知道,我发现的不是商机,是一段被时代掩埋的生死之交。

我在丹东的鸭绿江边,找到了爷爷当年可能站立遥望的位置。江水滔滔,对岸的朝鲜群山沉默。我打开手机,里面有我和阿妈妮的合影——在朝鲜,这是违规的,但我偷偷拍了。

“爷爷,”我在心里说,“我见到明哲爷爷的家人了。他们记得你,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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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托丹东的贸易伙伴,设法给金玉善带去了一封手写信和一张照片。信里,我写道:“玉善阿姨:钢笔我收到了,它会成为我们家的传家宝。阿妈妮身体好吗?随信附上我婚礼的照片——我上个月结婚了。妻子说,等将来方便时,一定和我一起去朝鲜,看望奶奶。”

照片背面,我学着爷爷的笔迹,写下一行字:

“赠金明哲同志全家:友谊长存。刘卫国之孙,刘晓光,2023年秋。”

我知道这封信可能永远到不了她们手中,也可能需要很久。但就像爷爷那一封封不知能否抵达的信一样——寄出,本身就是一种信念。

江水长流,青山不老。惟愿生者平安,逝者安宁。而那份始于战火、绵延三代的情谊,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静静地提醒着我们:比发展更快的,是遗忘;但比时间更深的,是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