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0日，俞敏洪宣布一则重磅消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以150万年薪聘请陈行甲担任三大核心业务总顾问，同时承诺每年向其创办的恒晖公益基金会捐赠100万元。这则“理想主义与商业情怀双向奔赴”的合作公告，迅速登上各大平台热搜，点赞与质疑的声音在舆论场激烈碰撞。有人盛赞这是“最干净的强强联合”，也有人在评论区抛出尖锐的质问：“一个前县委书记、公益人，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年薪？”
这场风波，再次将陈行甲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不禁追问：这个曾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在公益赛道深耕九年的人，为何始终难逃部分人的敌视与抹黑？答案，藏在他十五年前踏入巴东的那个清晨，藏在他每一次与潜规则硬碰硬的决绝里，藏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激烈碰撞之中。
恨他的人，首先是被他斩断利益链条的腐败群体及其附庸。2011年10月，39岁的陈行甲驱车4小时，从恩施州府来到巴东县赴任。彼时的巴东，是湖北有名的贫困县，集三峡库区、武陵山区、国家级贫困县于一身，17万贫困人口挤在深山坳里，守着薄田度日。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官场的奢靡之风与官商勾结的暗流——4500多万元的平阳坝河堤工程，刚竣工就被一场洪水冲得七零八落，钢筋裸露在外，像一道刺目的伤疤；三峡后续规划的30亿元扶贫资金，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唐僧肉”，招投标环节形同虚设，围标串标已成公开的秘密。
上任第三天，陈行甲的办公室就迎来了第一位“访客”。一位当地的工程老板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礼品袋，放下就走。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熨烫平整的名牌衬衣，衬衣口袋里塞着20万港币现金。一周后，又有人借着汇报工作的名义，递上一块价值十几万的江诗丹顿手表。这些带着赤裸裸诱惑的“见面礼”，被陈行甲悉数退回。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他把这些事公之于众，拍着桌子怒斥：“巴东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怎么对得起这50万巴东父老？”
这份不留情面的决绝，让陈行甲成了腐败团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从2012年春天开始，他牵头成立专案组，对平阳坝河堤“豆腐渣工程”展开彻查。调查期间，匿名威胁信塞进了他的办公室门缝，短信里写着“知道你家住哪，小心点”；体制内的老同事打来电话，语重心长地劝他“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甚至有上级领导出面打招呼，希望他“点到为止”。但陈行甲没有丝毫退缩，他带着专案组驻扎在工地，翻遍了三年的工程台账，最终挖出了一条官商勾结的利益链。
这场反腐风暴，一刮就是四年。到2015年12月他离任时，共有87名贪官和不法商人被送入法网，其中包括1名正县级官员、3名副县级官员，以及盘踞巴东工程领域多年的“中标大王”和47名关联企业老板。那些落马者的亲属、依附于他们的利益群体，从未放弃过报复。他们联合网络大V，炮制出“陈行甲作秀”“陈行甲是野心家”等谣言，在各大平台刷屏；甚至有人伪造证据，诬告他贪污受贿。对这些人而言，陈行甲打破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潜规则”，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异类”。
恨他的人，也包括被他刺痛的刻板认知与道德绑架者。2016年，在仕途巅峰的陈行甲突然辞官，转身扎进了公益领域。他创办的恒晖公益基金会，聚焦大病儿童救助与乡村教育，九年时间里，累计救助了超过2000名重症患儿，在云南、四川、湖北的偏远山区建起了12所“恒晖童心港湾”。基金会的账目始终公开透明，每一笔捐款的去向都能在官网查到，2023年更是获评5A级社会组织，这是国内基金会的最高等级。
尽管如此优秀，可争议还是不期而至。2023年，恒晖公益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公示，陈行甲的年薪是90.27万元；2024年，这一数字调整为73.01万元。这份合规的薪酬公示，瞬间点燃了舆论场。不少人抱着“公益人就该清贫”的固有认知，无视民政部门的合规核查，在评论区怒斥他“沽名钓誉”“借公益敛财”。他们忘了，陈行甲在深圳长期租住在一套80平米的老房子里，出行靠地铁和共享单车，没有私家车；忘了他将自己获得的18万美元“爱心奖”奖金全数捐出，一分未留；忘了专业的公益人需要体面的薪酬，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毕竟，他要赡养年迈的父母，要抚育正在读书的孩子。
俞敏洪150万年薪的聘请，更是让这部分人难以接受。在他们的认知里，公益与商业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理想主义者”就该安于清贫，就该守着“苦行僧”的人设。他们不愿承认，陈行甲在巴东锤炼出的基层治理经验、在公益实践中积累的青少年关怀方法论、以及自带的公信力，都是无法用普通商业逻辑衡量的财富。新东方聘请他，看重的是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是他身上那份“为他人着想”的情怀。这份情怀，恰恰是当下很多企业缺失的。这种认知偏差催生的敌意，本质上是对“专业公益人应获合理回报”的拒绝，是将个人道德洁癖强加于人的绑架。正如一位公益领域的资深从业者所言：“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给公益人合理的薪酬，才是对公益事业最大的尊重。”
恨他的人，还有被他的“不合群”打破生存惯性的既得利益者。在官场，陈行甲是个出了名的“刺头”。他刚到巴东，就公开宣布“四不”承诺：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随后又推出“五个严禁”，整治干部“走读”、公款吃喝等歪风。他顶着压力，清理了216名“吃空饷”的人员，这些人要么是领导的亲属，要么是有背景的关系户；他铁腕整治长江两岸的“两违建筑”，哪怕这些建筑的主人是当地的“地头蛇”。
为了推广巴东的旅游资源，他更是做了许多“出格”的事。2013年，他亲自上阵录制MV《美丽的神农溪》，穿着民族服饰，在青山绿水间放声歌唱；2014年，他为了宣传巴东的跳伞基地，亲自从千米高空跃下，落地后笑着说：“为了巴东的发展，我愿意拼了。”这些在他看来理所应当的举措，却在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有人说他“爱出风头”，甚至有同僚在背后议论：“陈行甲太张扬，迟早要栽跟头。”
2016年，正当他的仕途一片光明时，他却递交了辞职信。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有人说他“犯了事，跑路了”，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想靠公益博眼球”。可只有陈行甲自己知道，他只是想换一种方式，为更多人做点事。这种“不合群”，让他成为某些群体的“眼中钉”，遭到排挤与污蔑；这种“不合群”，也让他在公益领域始终保持清醒，不搞流量噱头，不做表面文章，只踏踏实实为需要帮助的人做事。
陈行甲的遭遇，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它是理想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的博弈，是坚守原则者与破坏规则者的对抗，是清醒的少数派与盲从的多数派的碰撞。那些恨他的人，恨的不是陈行甲本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正直与纯粹；恨的是他打破了“潜规则”的舒适区，让投机取巧者显得狼狈；恨的是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为了信仰，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去做那个“逆风而行”的人。
俞敏洪的选择，恰恰是对这种恨意最有力的回应。150万年薪，是对专业价值的认可；每年百万捐赠，是对公益初心的守护。这场合作，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种可能，它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偏执，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是与志同道合者携手同行的勇气。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总有人因坚守底线而被误解，因捍卫正义而遭敌视。但陈行甲用十五年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主义，从来不会被恨意击垮。那些针对他的抹黑与敌视，最终只会成为映照其人格光辉的背景板，让更多人看到：当一个人始终坚守“为了美好的人间”这一初心时，即便前路有荆棘，也终将赢得志同道合者的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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