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外宾时，谈到了中国的物价改革问题，他说：
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4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将来出了差错，主要责任是我的。
这番话表明，邓小平是积极主张物价闯关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准备为此承担责任。但党内的另一位元老陈云，对这个问题却持反对意见。
1988年5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向陈云通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他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10%，连涨5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算4笔账。”
陈云听后问道：“你认为价格可以理顺吗？”
姚依林回答说：“我认为初步理顺要用5年的时间。”
陈云又问：“物价连涨5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
“价格总水平提高60%到80%，工资增加100%。”
陈云对姚依林的话表示怀疑，他说：“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问号。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还不相信。”
5月28日，陈云又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说：“每年物价上涨10%，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尽管陈云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但他的意见最终没被中央采纳。不久以后，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国务院成立物价委员会，以姚依林为主任，主持制订“闯关”方案。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新闻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也没有直接宣布出台价格改革的任何一条措施。
人民群众本来就对前一段时间的物价上涨倍感压力，现在报刊媒体又不断发布邓小平、李鹏等领导人关于物价闯关的讲话、谈话，发表各类文章宣传物价闯关，更加剧了他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发布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抢购又导致了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
其后的两周内，抢购潮和挤兑风迅速漫延到全国。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达到19.3%，8月份更是达到20%以上。受抢购影响，8月份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大大超出储蓄存款增长70.3%的幅度。各地反映，部分商品库存已经超出最低警戒线。
8月30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决定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等等。这些措施落实以后，抢购风潮终于逐渐平息。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乌干达总统时，主动承担了对物价闯关考虑不够周全的责任，他说：
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这些失误同我们这些老人有关系，现在领导层中当然也有份，但主要是老人，老人中主要是我。如果讲失误的责任在谁，李鹏总理在人大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我作为一个老人也有份。我们的根本观点是，这10年成就是主要的……我们大错误没有犯，但小错误不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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