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哪知愁滋味
——我在济南上小学的那些年（上）
杨敦文（原创）
岁月如梭。
七十二年前的1954年，数九寒冬，当军事教官的父亲从南京军事学院转业。喝过刘伯承院长敬的道别酒，心事重重的父亲便携全家老小，冒着漫天大雪从江苏南京来到北方古城济南。母亲、姐姐敦如、弟弟敦清，还有我都来了，哥哥敦敬是放寒假托人领过来的。
还没等下火车，母亲就得了“吊悬风”，嘴巴歪到了一边。弟弟则冷得直哭。风雪中来接站的是山东省荣军总校教育科科长刘星五叔叔。（多年后才知道刘叔叔实际上是党组织专门委派来的。）刘叔叔把我们安置好就赶紧去请来老中医给我母亲看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母亲的病终于好了。
从1954年开始，我们全家六口在济南生活。父亲脱下军装，换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领导给安排了个教育科副科长的职务。过去父亲只知道带兵打仗，母亲虽穷苦出身，但一下子从南方来到北方各方面也不习惯。一家人便从啃锅饼吃地瓜窝头和苦熬严冬开始在陌生的北方城市落了脚。晚上冷得不行，母亲就找来葡萄糖瓶子装上热水放到我们孩子的脚底下。刘叔叔很好，经常来我家嘘寒问暖。后来叔叔调到山东大学外国专家接待处工作，但此后数十年跟我父亲和我们家的往来从未中断。刘叔叔也是后来帮助解决我婚姻大事的媒人、大恩人。
少年哪知愁滋味，刚八岁的我仍以“爸爸是解放军”自居，生活在虚幻的优越感里。每天清晨都能听见机关广播的喇叭里传出“151——15131——1515131——1513151”的进行曲和“热的嘞——地瓜嘞——”的沿街叫卖声。冬天，我穿着长棉袍，围着红围巾，踏着厚厚的积雪，从东西仓巷荣校宿舍（其实就是个四合院儿）走到县东巷，叫上住在路西类似林家铺子那样有高大门板老宅子的同班同学赫连惠云，然后穿过马路，进武库街，来到一座城隍庙——当时皇亭小学的分校。进门一排教室，北边是个阴森森的大殿，里头好像还有几座泥菩萨。
我在这儿继续南京的“学业”——读小学二年级，记得教我的老师是个女的姓曹，长长的脸脾气还好。后来又换了一位男老师姓秦，不过没教我几天所以印象不深。我当然很喜欢玩儿，可又不敢参加男同学的那些游戏，比如“砸毛驴”、“骑马打仗”什么的。只有一回跟男生玩儿“攆人”，结果跑到墙角竟忘了拐弯儿，把头撞了个大包。从那以后干脆就彻底加入了女生的行列，学踢毽子，或在一旁看她们跳皮筋儿、跳房什么的。
每逢周末，总有几个女生求我带她们到荣校大院儿看电影。荣校放电影不对外，于是我每次都会神气地来到传达室门口“接应”，对把门的叔叔大声说“她们是我同学！”于是叔叔们便笑着放行。如今也不知当初来“蹭电影”的几个女同学怎么样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刘川秀的。1965年高考落榜去新疆巴州师训班，认识了济南一中的赫连惠珠，才知道当年叫着一块儿上学校的赫连惠云原来是她的堂妹，而且赫连惠珠那时也在皇亭分校读书，只不过跟我不在一个班罢了。
说说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吧。敦敬哥和敦如姐都在路北的皇亭小学总校上学，他们都是戴着“三道杠”袖章的少先队大队干部，学习各方面很优秀，这也让我我引为自豪。姐姐嗓子好，唱歌很好听。哥哥比较老实憨厚，常带我出去玩儿的还是他。记得有一回妈妈给买了一只十分漂亮的蝴蝶风筝，哥便带我去他们皇亭总校的广场上去放风筝。其实所谓的广场，面积并不是很大而且靠北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年代久远的土台子。但那时在我的眼中已经够开阔了。春风浩荡，风筝很快就飞得高高的。正当玩得高兴时，突然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的风筝一下子在天上转开圈儿了！仔细一瞧，原来是另外一只硕大的风筝竟然把我们这只弱小的“蝴蝶”给缠住了。眼看我们的风筝在那儿无助地挣扎，然后线断了浑身被纠缠撕碎。我急得跺脚。一旁放大风筝的几个人不但不予理会还开心地哄笑着。敦敬哥并未跟那些人理论，而是咬着牙低着头领我默默离开了广场。至今想起那些人明目张胆的霸凌行为我仍然余恨未消。
杨家兄妹四人。左二为作者。
有件事挺遗憾的。1956年学校组织去千佛山春游，我突然得了腮腺炎（济南人管这个毛病叫“痄腮”），两腮肿得老大就跟长胖了似的还发烧。就这样错过了一次集体外出的机会。等几天后病好回学校，同学们还在兴高采烈说起春游的趣事，我简直羡慕得不得了。不过没多久我就转学了，因为爸爸调到省民政厅优抚局工作，我们全家从东西仓巷搬到了趵突泉附近（步行都不用几分钟）的南新街一号民政厅宿舍。
在三和街小学读书可谓我少年时代的“高光时刻”。其一，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六年级：其二，在这里享受了轻松快乐的少年时光；其三，就是在这里开启了我的音乐人生。也就是在这里，我开始认读“人生”这本厚厚的无字书。
三和，顾名思义，“天和、地和、人和”。学校就坐落在自清朝就有此名的三和街上。这儿离我家可不近。你想想，学校在文化路东头，而我每天必须从长长的南新街北（门牌一号院）走一里多地，才来到文化路西头，然后顺着山水沟往东再走一里多地，再从文化路拐下来，这才到学校大门口。现在想起来，父母为啥舍近求远联系我到这么远的地方上学，而不是让我到就近的上新街小学读书呢？完全是大人的一片苦心啊。不过就是这比较远的上放学路程，在那时反倒成了我最快乐寻开心的“黄金路段”。
早晨上学轻风拂面小鸟鸣叫，能听见山水沟里稀里哗啦的流水声。中午放学也没更多时间逗留。下午放学，一出校门就开始东张张西望望，看有没有啥新鲜事儿新鲜景儿。每年春天文化路上举办“药市会”（药材物资交流大会）最热闹。从搭棚子摆摊位到正式开市再到结束，怎么也得有十来天半个多月。只觉得眼睛太小太少，怎么都看不全看不够。每天放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凑在吹喇叭敲洋鼓的棚子外面听里头传来表演杂技的叮当声喝彩声（像我一样没钱买票进不去的大有人在），偶尔能赶上有摔跤撂场子的把式趾高气扬地在棚子外面喝呼着。再就是看买卖药材的经纪人在那儿一个劲儿地讨价还价。每每因此而早出晚归，母亲便会唠叨几句却从未训斥过。
民真挺宿舍西北角有个小巷道，最北面是电影队的所在地。队长叫刘万里，会吹小号。每逢周末单位举行舞会刘队长都担任乐队伴奏。大人们在“朝霞里牧童在吹小笛”的乐曲声中，在撒了滑石粉的大厅里跳舞，我们小孩儿便在大人的空隙里钻来钻去。 民政厅有个内部的图书室，经父亲同意并跟管理图书的阿姨讲好，我在那里读了不少感兴趣的书，什么《水陆两栖人》、《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等。那个被医生换上鳃能在海里游弋的青年，还有心地善良的“好鬼”，计谋多端的诸葛亮和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读后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次电影队放新电影都要提前倒片子，这绝对是个难得的先睹为快的机会。有一回在电影队看电影《家春秋》着了迷舍不得走，结果下午上课都迟到了，挨了批评。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了。但就是因为这次看电影，才对巴金的小说激流三部曲颇感兴趣，其中觉民的懦弱让我感觉非常压抑。于是跑到民政厅图书室去借这几本书读，还读了《三家巷》。
放学后跟着班长崔聘章练“绝活”：拎起褂子兜风，往好几米深的山水沟里跳（沟边上没有水）。头一回就“出师不利”，落地时腮帮子被膝盖顶肿了，回家挨训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了。 崔聘章可没我那么自在，经常挨后妈的打，有一回让继母用风筝拐子打得满头是血，两天没能来上学，据说是因为带同父异母的弟弟放风筝玩儿“没带好”。我就想，我跟我的哥姐怎么从来没这些事呢。再大些，星期天，揣上一毛钱的“私房钱”带着弟弟走到热闹的大观园听相声，三分钱半个钟头（弟弟小不要钱），正听得带劲儿，收钱的锣声响了，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余兴未尽，然后去人民商场看皮影戏：“我又来了哇，孙大圣！”还是半个小时。这一趟共花了六分钱。弟弟后来到上新街上幼儿园再上小学，就很少一起出去玩儿了。
有不少时候上学也走另外一条路，就是从南新街中段爸爸上班的民政厅，往东经过广智院街，下山水沟再往东去，也能到学校。那时候的山水沟又脏又臭，沟里面净是些垃圾污物，跟今天的趵突泉北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也因为环境差，所以我还是文化路走得多。不过有件事也印象很深。这一路经常碰到一个叫卖“酱油螺丝”的白净清瘦的人，别人告诉我他可是个清朝“太监”出身，没儿没女。听说凡做太监的都“净过身子”，有的小孩儿为此还曾偷偷跟到厕所一窥究竟。我没去过。后来听说那个人死了。我只觉得同样是一个人，怎么他就这么惨呢？莫非当初她的爹妈不心疼他，还是……？真可怜哪。好几回想买他的一点酱油螺丝以表同情，可惜身上又没一分钱。直到今天，那个提篮小卖的人的影子还时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我们楼上住着一对华侨夫妻，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苏联人。有时从楼上传来男人呵斥女人的声音，也听见女的哭过。其实这个叔叔很喜欢自己的妻子，脾气是暴躁些，只不过“爱”的方式有些独特，比如高兴了可以用铁铲子砸没有弹头的猎枪弹，发出震耳的爆炸声逗她开心。而且也有很浪漫的时候，夜色之中两口子在一起轻轻吟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就是从他们那儿第一次听到这首迷人的小夜曲。
我家离趵突泉近在咫尺，所以去趵突泉玩得最多。那时的趵突泉还不算公园，是济南市文化局办公的地方。来到老金线泉，泉水幽深。摘一朵喇叭花，用一个小石子绑住往水里一扔，扑通一声喇叭花紧缩着身子很快沉到水厎，突然啪地一下花瓣儿又绽开啦！尤其是雨后还可以去矮矮的树底下捉避雨的蜻蜓。有一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就听见院子里不少人喊：“趵突泉的铁树开花啦！”我们赶紧跑去看。绿绿的叶，白白的花，真美。据说几十年才开这么一回，而且不多久便会枯萎。如今想起来，觉得人生其实也很短暂，转瞬即逝，何尝又不是昙花一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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