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今年是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诞辰200周年。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文笔最犀利、尖锐，同时又极具思想深度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早已成为社会讽刺文学的代名词。谢德林不仅讽刺社会和权力弊端，还剖析其滋生蔓延的机制，揭示不公与荒谬如何悄然成为日常规则的一部分。如今，他的作品读起来仍然引人入胜，完全不像过去时代的旧物，更像是写给未来的警示。
贵族出身和文学使命
谢德林1826年1月27日出生在特维尔省斯帕斯-乌戈尔村。他出身贵族家庭，从小目睹家族庄园严酷的氛围、严苛的规矩和各种不平等现象，为其世界观留下深刻烙印。在这里，形成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敏锐感觉，后来成为他几乎所有作品的基础。在皇村中学接受的教育，赋予谢德林广阔的知识视野，让他接触到俄罗斯与欧洲文学传统。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眼光，并很快导致他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1848年，谢德林因自由思想被流放到维亚特卡任职，这段经历极大地拓宽了他对俄罗斯外省真实生活的认识。在那里，他先被任命为维亚特卡省政府办公厅文员，同年11月成为省长特命高级官员，此后两次担任省办公厅主任，1850年8月起担任省政府顾问。
谢德林命运的一个独特之处，是他始终兼顾文学创作与国家公务。他不是呆在书房里的批评家，而是长年在省级机关工作，担任过副省长，亲自与官僚机器打交道，从内部观察它的运作。这段经历让其讽刺具有非凡的准确性。他不仅了解官僚体系的表面，更洞悉其心理——恐惧、习惯、道德双标、对人的冷漠。他的作品中，国家机器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虽畸形却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有机体。
《外省散记》与谢式讽刺的诞生
19世纪50年代末，《外省散记》汇集的出版让谢德林声名鹊起。他利用公务出差与案件调查的机会，深入观察外省生活最阴暗隐晦、容易被上流知识阶层忽视的一面。这些丰富的见闻，在《外省散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部作品中，他的讽刺天赋首次展露无遗。外省俄罗斯在书中呈现为一个停滞、伪善和道德沦丧的世界，那里表面规则取代实质意义，个体沦为体制的囚徒。重要的是，谢德林的讽刺从来不是刻薄的嘲笑。每个怪诞形象的背后，都能感受到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及对社会道德觉醒的渴望。他的讽刺，是一种公民责任的践行，意在振聋发聩，促使读者思考事物的根源。
作家最具份量的作品之一，当属讽刺编年史《一个城市的历史》。这部作品以虚构的“愚人城”为背景，奇幻与怪诞的面具下，隐藏着对俄罗斯国家体制循环往复及无力发展的严厉批判。愚人城的历任市长轮番登场，成为不同阶段权力的象征——从残酷的专横到无意义的改革。谢德林以此揭示：问题的症结从来不在于个别统治者，而在于体制本身，它不断滋生荒诞与腐朽，无论掌权者的个人品行如何。
如果说《一个城市的历史》是对国家的讽刺，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就是对家庭与个体道德沦丧的深刻鞭挞。在这部作品中，谢德林放弃了外在的怪诞，转向心理分析。犹大什卡·戈洛夫廖夫的形象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可怕、最易辨识的形象之一。他的虚伪、空谈和精神空虚，并不是个体恶习，而是整个社会道德危机的结果。小说宛如一曲悲怆警示录，昭示着丧失鲜活人际联系的后果。
谢德林的作品中，《童话集》占据特殊地位。作家借用民间故事的形式，刻画出尖锐的政治与社会寓言。《聪明的鮈鱼》《野蛮的地主》《熊都督》……这些作品早已成为经典。谢德林运用童话语言讲述恐惧、奴性、不负责任的权力和社会冷漠。他的童话面向能从简单形象中读懂复杂社会问题的成年读者。正是以这种形式，他的作品获得独特的表达力和普适性。
谢德林不仅是作家，还是名活跃的政论家。他曾为《祖国纪事》杂志工作，使该刊物成为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思想的重要中心之一。他始终捍卫文学对社会负有责任的理念，认为文字是影响道德的最重要工具。对谢德林来说，文学不是娱乐或对现实的粉饰。他视其为一种斗争形式，是与谎言、冷漠和精神惰性的斗争。这一立场为他赢得同代人与后世读者的崇高敬意。
跨越两个世纪的现实意义
谢德林的作品在今天仍具有强大力量。他笔下的人物依然清晰可辨，故事仍促使人们思考权力的本质、个人的责任及与良心妥协的界限。谢德林依然是位不给予安慰、令人警醒的作家。他的文字需要精心品读、道德自省和内心力量。正因如此，它们继续被纳入学校课程、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
谢德林的名字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有特殊位置，其作品不仅被阅读，还被反复重温，不断辩驳，与自己时代的现实进行对照。谢德林是位与社会诚实对话的作家，笔触时而尖锐，时而无情，但始终饱含对人性本质和权力架构的深刻洞察。他的讽刺从不局限于批判个别社会弊病，而是直指社会与国家运行的深层机制。正因如此，他的许多作品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被视为必读之作。
本文刊载自《环球时报》“透视俄罗斯”专刊，内容由《俄罗斯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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