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中旬，加沙战场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身影。他们不是以军正规部队，也不是哈马斯战士，而是一支由巴勒斯坦人组成、却公开宣称“誓杀哈马斯”的新型武装民兵——而他们的行动、后勤与存活，正深深绑定于以色列的军情系统。
这一现象的出现，将以色列对加沙控制权的重塑推向新的阶段。随着传统“替代者”选项的崩溃，以色列正在试图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可控性，在巴勒斯坦人中扶持出一批“内部猎人”，为其代理实施打击行动。问题是，猎人与被猎者之间的界限本就脆弱，而这种合作更像是一场注定背叛与清算的交易。
以色列的“影子战争”
2026年1月，一段由一名自称侯萨姆·阿尔·阿斯塔勒的男子录制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中，他持枪对着镜头怒吼：“我们已经杀了他，下一个就是你。” 他说的“他”，指的是哈马斯控制区内的一名警官；而“我们”，是指他所率领的民兵武装——在以色列控制区内活动，却专门潜入哈马斯区域执行任务的武装组织。
尽管阿斯塔勒公开否认接受以色列武器支援，仅承认收到了“食物”，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与预备役军人证实：这些民兵的行动得到以军无人机空中支援、实时情报传递，甚至在受伤后被送往以色列医院救治。
更进一步的合作迹象在多个渠道浮现。例如，一名驻加沙的以色列预备役士兵透露，他曾在去年夏天陪同深夜的物资车队向拉法地区某支民兵队运送补给。这些车队在关灯行驶状态下，悄无声息地穿越加沙，以色列安全部门还向车辆中塞入了多个不明箱体。
这种近乎全方位的援助，说明这些“民兵”与其说是自主行动，不如说更像是以色列军情系统的远程操控工具。区别只在于，这一次，用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脸和枪。
从“加沙联络人”到“弃子”
实际上，以色列对这类“代理人”的依赖，源自一个更深层的困局。
自加沙战事爆发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始终拒绝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战后重返加沙。他也清楚，想在真空地带建立亲以自治政权几乎不可能。早期曾尝试与加沙一些部族首领联系，试图打造“去哈马斯化”的地方自治模式，但这些尝试迅速被哈马斯渗透并清除，部分受邀者被暗杀、威胁或失踪。
这使得以方战略急转：不再幻想“统治者替换”，转而培育“作战单位替身”。于是，民兵武装——这一带有犯罪背景、不具广泛民意基础、但行动灵活、对以色列无还手之力的代理人形态，被抬进舞台。
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留下的历史其实早已给出警示。20世纪末，以军曾大力扶持南黎基督教民兵（南黎巴嫩军），最终在2000年撤军后，这批民兵遭到清算，数百人死伤，其余流亡以色列。而今，类似的剧本正悄然重演在加沙土地上。
民兵行动背后的双重身份危机
哈马斯方面并未对此坐视不理。早在阿斯塔勒的公开视频后，哈马斯立即发出威胁称：“背叛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承受的。” 不少加沙本地人也对这些民兵组织持高度戒备——一方面是他们确实卷入援助抢夺、战时劫掠等行为；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天然被视为“协助以军”，带有强烈的污名。
有些民兵甚至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击毙哈马斯成员的画面，有人身穿以军战术背心，对着镜头射击，还有AI生成的“未来加沙”图像，在荒诞与炫技之间，勾勒出一种远离现实的“新秩序幻觉”。
然而，这种幻觉难以持久。据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多名消息人士估计，这些民兵总人数或在数百至上千之间，但在哈马斯重新收拢战后统治权、重建军事架构的过程中，他们并未能形成任何可持续的自治雏形。除极少数个体聚集点外，他们缺乏政治平台、缺乏区域影响，更缺乏一旦以军撤出后的保护伞。
简单说，这是一群靠以色列喘息的“过渡性炮灰”，而哈马斯的暗线，早已布满他们的出入口、通风口与家庭关系。
风险外溢的代理人困局
根据2026年最新公布的“特朗普和平委员会”第二阶段内容，以色列若能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则将逐步撤离至加沙外围缓冲区。这意味着当前以军对加沙接近50%的实控将不复存在。
问题来了：那群民兵会被带走吗？没人能回答。
以色列前加沙军区情报主管米尔施坦直言：“他们或许偶尔能成功干掉一名哈马斯成员，但最终只有两个选项：被哈马斯清算，要么投靠以军。” 更严厉的警告则来自退役将领萨尔·楚尔：“任何民兵的最终忠诚，首先是对自己，而非出资者。今天为你干活，明天也可能对你开枪。”
当初南黎的剧本就是如此：代理人成为炮灰，以军抽身自保，民兵或被处决、或逃入北部山地，成为无家之人。如今在加沙的这些“人民武装”，正缓缓踏上那条熟悉的下坡路。
阿斯塔勒仍在接受采访，他在电话中坚称：“我们不是以色列的走狗，那名警官是因为阻止人们靠近我们才被清除。我们会继续干。”
但他忘了，这正是哈马斯设局的方式——你以为你掌握主动，其实你只是暴露更多坐标。
加沙的民兵，成了最悲哀的一群人。他们不被哈马斯接受，也不为本地百姓信任；他们的武器不是信仰，而是由外部势力临时赋予的“杀人许可证”；他们不是建国者，而是双重冷血博弈下的牺牲品。
而最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可能连替代品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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