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展现一些十九世纪特征，“列强”回来了|俄罗斯|列强|十九世纪|德国|欧洲|欧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当地时间1月24日，由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国代表组成的安全问题工作组举行首次三方会谈。这也是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近四年来，俄、美、乌三方首次开展直接接触。

此时距离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接近四个年头了，这场深刻影响全球地缘格局的事件，也持续塑造着外界对俄罗斯和欧洲的认知。作为关键邻国与战略伙伴，中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解读，以及对其与西方关系的评估，也在这充满变数的四年间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发生着变化。一个核心问题日益凸显：俄罗斯如何定位自己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其未来如何处理与中国、欧盟及美国等全球主要力量的关系，已成为预判俄罗斯未来数年战略走向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与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罗曼·伦金教授进行了深度访谈。透过学者视角，解析俄罗斯的战略思维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构想。访谈全文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罗曼·伦金教授与观察者网对话

【整理/观察者网唐晓甫】

观察者网：作为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您对欧洲有很深的研究，同时作为俄罗斯人，自然对欧洲的认知与我们不同。我们注意到，您在2025年10月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欧洲“集体魏玛化”，什么是“集体魏玛化”？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个主题？

罗曼·伦金：是的，我们在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内部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我们是一个学术机构，讨论的范围通常比较宽。我们会尽量邀请来自不同阵营、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代表参加讨论。所以我们的学术会议不仅仅有专家学者，也会邀请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知名公共评论员和作家。

比如，我们也会邀请来自法国、德国的作家，他们写过关于俄罗斯政策、普京、欧洲危机的书，有些德国学者还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同时也会在德俄、法俄相关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至于那次以“魏玛化”为主题的会议，我可以补充一点背景。去年秋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次会议主要是为了签署一项俄罗斯欧洲研究所与塞尔维亚欧洲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协议，也正是那位塞尔维亚学者提出了“欧洲的魏玛化”这个概念。

魏玛共和国出现了大规模政治经济动荡

为什么用“魏玛化”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一个非常动荡、艰难的时期。那个时期有多重危机爆发：公众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危机、合法性危机，其次是经济危机，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与当下欧盟的处境是相似的。

现在的欧盟在意识形态、权力结构都面临非常复杂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经济困境。从欧洲的社会调查中可以看到，人们对欧洲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本国公民，而不是把自己视为“欧盟公民”。他们现在更加关注本国利益，而不是欧盟整体的利益。

第二点是欧盟自我认知危机与欧盟“目的”危机。欧盟的创建者，比如阿尔契德·加斯贝利、阿登纳等人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经济繁荣、面向和平未来的欧洲国家联盟。

这一目标是基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的。但现在的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这些目标，不仅未能实现经济繁荣，甚至连“福利国家”模式本身都面临危机。德国总理默茨已经公开表示，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福利国家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另一个与“魏玛化”概念相呼应的特征，是越来越多地借助军事政策为其政策后果辩护并赋予正当性。

我并不认为“魏玛化”是一个精确或完美的概念，但一些同事正在将这个概念用于概括欧盟当下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以及欧盟经济和政策层面的快速军事化。

观察者网：那在俄罗斯学界，有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没有人认为欧盟的未来仍然光明？

罗曼·伦金：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关于“魏玛化”的统一定义或统一解释，来概括欧盟所处的这场危机。无论是“合法性丧失”“全球角色衰退”，还是“魏玛化”，都只是诸多分析框架中的一种，不存在一个大家都认可单一概念。不过，上述一些共同特征是普遍被承认的。

观察者网：在那次会议上，学界对“集体魏玛化”的主要共识和分歧是什么？您个人最认同哪一条判断？

罗曼·伦金：我主要认同三点。

第一，是欧盟机构，尤其是其作为超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危机。欧盟基于超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欧盟不断推进权力集中、试图打造一个更加集中化的欧洲政治结构形成了明显矛盾，比如不断扩大欧盟委员会的权力。

第二，是欧盟原有理念的瓦解。欧盟最初的理念，是一个以社会公正和和平为导向的共同体。但现在，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欧盟的军事化，以及将俄罗斯塑造成“主要敌人”的叙事。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明显。

第三，是欧盟经济状况的评估。我认为当前欧盟处于一种“社会模式的危机”，同时战略自主的失败也包括在内。战略自主曾是欧盟在几年前反复宣示的重要目标，但现在很清楚，这一目标难以实现，欧盟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全球经济行为体。

观察者网：在几年前，有俄罗斯研究就批评欧盟越来越像苏联晚期。从您的角度看，“魏玛化”和“苏联化”有什么区别，这反映了欧洲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罗曼·伦金：将欧盟描述为“走向极权”，或者说“欧盟正在成为新苏联”的话语，更多是一种政治话语，而不是严格的学术分析。这种说法在传统主义阵营中，甚至在欧盟内部的一些右翼政党中比较常见。最明确提出“欧盟是苏联2.0”的政治人物之一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欧洲爱国者”等政治集团的欧洲议会议员也会采纳这种观点。

这是一种针对欧盟的政治批评话语，他们批评欧盟日益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障碍。这一类观点反映了相关政治力量在欧洲议会选举及本国大选中的立场，在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力。

然而，当前的传统主义运动已不同于15年前的“疑欧主义”。以往，疑欧派多主张直接脱离欧盟，例如英国脱欧。而今的批评声音则更多指向欧盟委员会，“要求回归其初始目标”，即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社会与经济、以和平为宗旨的欧洲联合体。而另一种批评指出，欧盟正走向一种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限制成员国主权，这也构成传统主义力量的核心关切。

当然，从学术视角看，欧盟并非苏联，这对历史学者与政治学者而言是明确的。许多指责实质是政治标签的相互投射：欧盟委员会常将传统主义者称为“法西斯”“极右翼”，而后者则指责欧盟为“新苏联帝国”。这些更多是政治修辞，若进行客观分析，可见两种主要意识形态趋势：

一是欧盟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融合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元素，它主张超越传统身份认同、重塑个体认同；

二是传统主义或身份政治取向，它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文化与传统认同。这种所谓“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本质上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反应，最初由欧洲移民危机所触发，继而受美国“特朗普主义”的推动。

如今，这些传统主义政党已非建制外的边缘力量，其代表已进入各国政府与欧洲议会，成为政治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观察者网：在俄乌战争前，俄罗斯内部有不少人希望推动欧洲和俄罗斯基于能源联系的一体化，但是很明显，随着美国的干涉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相关尝试已经完全中止。现在俄乌战争正在进入后半段，您认为接下来俄欧会如何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罗曼·伦金：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始终极为复杂，交织着多重历史与现实联系。正因如此，有必要明确一点，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并不存在彻底的“完全割裂”。然而，更准确而言，我们应聚焦于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因为俄罗斯本身即欧洲的一部分，白俄罗斯同样属于欧洲。即便在2022年之后，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也未走向完全分离。

俄罗斯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欧洲国家，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俄罗斯始终与欧洲世界及欧洲国家保持着联系，同时又始终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欧洲区域实体存在，与西欧乃至东欧皆存在显著差异。

上溯至10至11世纪俄罗斯形成初期，当时俄罗斯通过拜占庭帝国与西欧相连，随后，俄罗斯与突厥世界发生联系，并逐渐发展出与西方各国的关系。至18世纪，俄罗斯向北方海域扩张，打开了通往波罗的海等方向的窗口。这一切塑造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格局。

当前，我们正目睹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又一次转型。即便在美国与欧盟实施制裁之后，现在仍有许多欧洲公司留在俄罗斯，俄罗斯也继续向部分欧盟国家出口天然气和石油，双方经济联系并未消失。

例如，匈牙利获得美国豁免，得以继续进口俄罗斯资源；斯洛伐克亦然。因此，现实情况远为复杂，断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全无关系”并不准确。事实上，俄罗斯与欧盟委员会及其官僚机构之间几乎已无往来，但仍与部分欧洲国家保持联系，如匈牙利、斯洛伐克。俄罗斯与意大利的关系也仍然良好，俄意商业协会在莫斯科十分活跃，意大利同仁仍参与我们的会议，他们并未像许多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受反俄政策影响的欧洲人那样，惧怕参加俄罗斯主办的论坛。

北溪管道被炸彻底终结了俄欧能源一体化的短期可能性，图为英国《泰晤士报》制作的北溪事件示意图

要恢复以往俄罗斯与欧盟之间那种全方位、高密度的合作规模，无疑将极为困难。二十年前我们与欧洲官员及同行之间那种频繁而直接的对话都已成往事。但我认为，未来几年内，俄罗斯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将会有所回升。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人物意识到，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做出了许多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决定，也越来越难以向民众解释为何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这将成为未来与俄罗斯调整关系的基础。

展望未来，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很可能仍将维持一种有限、制度性但冷淡的状态，而与具体欧洲国家的关系则会呈现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例如意大利、德国以及部分东欧国家（波兰除外）可能率先与俄罗斯重启对话。

总体来看，欧盟始终是一个“多轨道、多方向”的体系。在过去二十年中，以这种差异化、多层次的方式与欧洲各国打交道，对我们来说反而更为适宜。相比之下，与当前对俄高度敌对的欧盟委员会建立“特殊关系”，并不现实。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内，这种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观察者网：长期以来，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希望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摆脱意识形态优先的态度。您认为未来欧洲能否认识到自己路线的问题？您对中国未来的对欧战略有什么建议呢？

罗曼·伦金：我不太适合向中国提出具体建议。这对我来说确实不容易。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政策、宗教和身份认同，我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也未必真正理解中国自身的利益、挑战以及社会的思考方式。因此，中国应当如何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最终还是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不过，从欧洲政治的现实来看，我认为欧洲政治精英目前正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困境。但在意识形态层面，欧洲目前处于一种迷失状态。他们不断谈论“欧洲价值观”，但究竟什么是欧洲价值观，对欧洲人自己来说也已经不那么清晰了。过去，欧洲价值观意味着人权、民主，以及以社会经济繁荣为目标的欧洲一体化。但现在，在欧盟官方文件中，“欧洲价值观”几乎被简化为“支持乌克兰”“捍卫乌克兰的民主”。这种替换，实际上改变了欧洲价值观的内涵。

这一变化，首先与国际关系的大背景有关。当前欧盟与中国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立场的影响。欧盟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明显要考虑美国的外交目标，包括在技术限制等方面配合美国。这已经成为欧盟—中国—美国之间更大博弈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面前走过视觉中国

其次，还有意识形态因素。欧洲主流领导层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对特朗普的敌意甚至超过对其他任何对象。对他们而言，特朗普是意识形态敌人，俄罗斯是军事对手，而中国则被视为竞争者，但并非像特朗普或普京那样的“敌人”。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中国对欧洲自由派精英构成的挑战，反而比特朗普政府的传统主义议程要小。欧洲自由派精英对“主权优先”“民族利益优先”的传统主义议程非常敏感，也对美国在性别政策等方面的回撤感到不安。而中国并不强调这些传统主义或宗教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对欧洲而言反而更“舒适”。

因此，我没有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我认为，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层面，中国与欧盟，甚至与欧洲内部的一些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合作空间。这种合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欧洲缓解自身的经济困境。

观察者网：最近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生了调整，将矛头对准欧洲、试图从欧洲收缩，并表示俄罗斯不是“直接威胁”。这对于俄罗斯拓展的国际空间非常有利。未来您认为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战略选择？

罗曼·伦金：特朗普政府重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实标志着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转向，这一转向源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特定世界观。我觉得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学术文章和媒体报道里，尤其是在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媒体叙事中，这一点并不明显，很多人会说特朗普根本没有意识形态。

但我认为，特朗普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不仅仅是支持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更有一种传统主义取向，强调维护各民族、文化、宗教、国家的独特身份。正因为如此，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提出要支持其他国家采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更愿意与那些坚持本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打交道，因为这对美国是“划算”的。我觉得这对理解未来战略很有帮助。

我认为，这份战略文本很可能也受到了传统基金会相关“意识形态设计者”的影响，他们也为特朗普政府提供政治战略设计。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在安全议题上写得很完整、很系统。第二点是它对欧洲道路，以及欧盟当前政治选择的评估。特朗普政府对此非常批判，而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对欧洲领导人反而是“有用的”，因为文件里专门用章节谈到了欧洲文化与欧洲政治的衰退，并把这种衰退与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在特朗普看来，欧洲沉迷于性别政策、绿色议程的国际政治，以及把新自由主义当成唯一且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之类的某些“疯狂的全球议程”。

从根源上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扩张：因为它自认为是“正确的”“普世的”，所以必须推广到每一个国家。而与之相对，特朗普强调的是回到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

还有一点：特朗普在战略里使用了“文明”这一概念，这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话语是有重合的，因为俄罗斯总统也经常使用“文明”的说法。我认为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特朗普说我们是“美国文明”，我们要捍卫我们的文化，而不是把民主强加给世界上每一个地区。

其次，他把欧洲也称为“欧洲文明”，并强调美国的根源也在欧洲。他说美国对欧洲文化心怀感激，但同时也指出欧洲处在危机之中，欧洲文明正处于危机。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突出的表述。

很多主流媒体总把特朗普说成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只关心交易、钱和关税。但这份战略显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而且其中一些定义与俄罗斯强调“文明”的意识形态，以及我们之前讨论的“欧洲魏玛化”有重合。所谓欧洲的“魏玛化”或危机，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被非常完整地描述了：制度危机、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都包含在内。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会有所改变。

观察者网：那么俄罗斯的整体政策导向会更偏内政，还是偏向在国际上扮演更大角色？

罗曼·伦金：我认为，在特朗普任期内俄罗斯政策会朝着与美国进行更紧密合作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无法预判下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会发生什么。但事实上，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比如普京和特朗普会面，这种会面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对外交官、商界人士、文化界人士都是如此。它至少意味着，我们需要彼此对话，在一些领域展开合作，而且我们也确实在某些领域可以合作。

此外，我们之间还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合作基础。在很多人眼里，俄罗斯被视为国家利益与主权的“象征”，而这恰恰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强调的东西：维护主权、维护国家利益。

同时俄罗斯也被视为捍卫传统价值的一方，比如反对某些性别或跨性别政策、反对过度强调少数群体议题之类。在这种意义上，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的谈判与对话确实有一个相对“顺畅”的意识形态语境，因为他们在文明、国家利益、传统价值这些概念上能够彼此理解。

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的“传统价值”在现实中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美国选出特朗普的那部分人群，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人群，他们的保守更多是基于“基督教意义上的保守”。

在俄罗斯，传统价值更多是基于对身份的认同，而不是“圣经价值”。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更接近中国对传统与文明的理解，而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保守。因为俄罗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苏联时期：苏联推行强制性的世俗化。因此，俄罗斯并不存在美国那种新教传统式的价值体系。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意识形态合作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有某种“共同的对手”。因为在特朗普看来，他的意识形态对手是欧盟的新自由主义精英和政治家，他们非常反特朗普、对特朗普非常批判。

美国右翼事实上也在策动欧洲右翼推出“让欧洲再次伟大”的运动，实现夺权乃至“颜色革命”

当然，这些欧洲人同时也不得不在现实上遵循美国的规则，因为他们明白美国比欧盟更强大。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确实是特朗普的对手。特朗普也会推动他们走向所谓的战略自主，而这也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一个要点。

这对我们共同关系的影响，不能只用一个“三角关系”来概括，而更像是四个点：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因为这份战略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它谈到欧洲国家在贸易合作上对中国的依赖，其中一个重点国家是德国。

文件里提到，德国在中国建设化工厂，同时使用俄罗斯天然气。这意味着特朗普认为，推动欧盟实现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很重要。因为如果欧洲没有战略自主，欧洲国家就会更靠向中国。它们可能不会把产业转移到美国，而是转移到中国。尤其在欧洲出现去工业化的背景下，产业要么流向美国，要么有可能流向中国。

特朗普之所以点名德国，也不是偶然。德国现在有一种很特殊的外交政策话语，它强调德国要在军事与经济上扮演更强的角色，不再只是过去那种欧盟的“经济机车”，而是希望利用欧盟来强化德国自身力量。

对特朗普来说，推动欧洲某种“自主”，是为了把欧洲从对中国的依赖中拉走。但现实是：欧盟的那些领导人是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对手，这使得他们反而在意识形态层面觉得中国比特朗普更“可合作”。

因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跟特朗普谈判很困难，他会在任何时候都加关税、把关税当成谈判手段；相较之下，从意识形态角度，欧洲可能觉得与中国更容易合作，因为中国在某些意识形态议题上反而更接近欧盟主流，而不是特朗普那套传统主义。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关系不错，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某些理念重合，比如强调传统、强调本国文化；同时俄罗斯也支持一种共同历史、共同命运的观念，在某些表述上与中国的理念也有相通之处。所以，俄罗斯到底会如何行动、会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答案，也不存在唯一的路径。

观察者网：但是从中国的角度看，俄罗斯已经控制了乌克兰的一部分领土，你们可以选择更加“向内”的政策，将精力更加集中在重建方向、加大国内投资。你们也可以将资源用在更多对外的方向，在国际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你们会怎么选？毕竟俄罗斯资源是有限的，你们总得在“向外”还是“向内”之间做一个取舍。

罗曼·伦金：不，我认为不会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取舍。我们会做的是“多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新的全球秩序之中。我们谈的是政治整合、多极政治架构。

我们已经从那种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世界，转向一个多中心，也就是“多极”的世界。多极的含义就是：我们可以做出多个选择，而不是一个选择；不是只把重心放在国内或只放在国外。

我们和中国一样，体量太大，不可能只做一件事。在这种多中心的格局里，世界上有不同的力量中心、不同的文明，我们必须面对它们和它们做交易、达成安排。这就是现实。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适应多中心格局，那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在这种多中心的环境里行动、谈判、做交易。

说到乌克兰危机，我认为它是俄罗斯与西方，尤其与欧盟长期关系演变的结果。在2000年代初，普京总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就多次提到，他希望与欧盟达成协议。梅德韦杰夫总统也谈过，比如取消签证制度之类的议题。当时人们曾抱有一些希望，认为欧洲政治家，比如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会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

但欧洲领导层以及美国选择了对抗路线，他们没有真正听取俄罗斯的建议，也没有看到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没有真正尊重俄罗斯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到我们也是一个安全行为体。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危机并不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而是从2014年克里米亚之后逐步升级的；战略层面的危机在2015年变得更加尖锐。也就是说，这不是2022年的问题，而是从2014年起就不断累积的大型乌克兰危机，它既是乌克兰危机，也是我们与西方关系的危机。

俄乌战争的悲剧源于对俄罗斯安全需求的漠视

当然，我们需要在国内发展，尤其是我们把顿巴斯的东部地区以及所谓“新领土”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必须进行国内发展与建设。但与此同时，乌克兰冲突以及俄罗斯在其中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也是在全球地缘政治棋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唯一途径之一。只有达成这些目标，我们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能动性。

至于与美国的关系安排，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了。我们需要谈判、需要把关系重新整理。我当然希望乌克兰能够出现一种稳定局面，不再把乌克兰当作一个“平台”来扰乱俄罗斯。

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与美国重新整理关系，这是一个好信号，也是一条继续推进谈判、推动解决冲突的路径。所以没有那种简单地取舍。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

观察者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但是我会认为，世界有进一步回归19世纪化的趋势，大国协调和多极格局正在重新形成。从您的角度看，这种“回到19世纪”的类比是否成立？如果说当下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列强协商体系”或“多中心世界秩序”，欧洲会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位置？

罗曼·伦金：这个判断很有意思。我总体同意，我们确实能看到一种“列强协调”的影子，有点像19世纪维也纳体系。也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那套国际关系安排，当时主要由欧洲君主国主导，本质上是在欧洲语境下对各方利益进行协调与管理。

但要强调的是，今天的情况一定会有所不同。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多中心世界之中，也可以说出现了某种新的“列强概念”，但这种“协调机制”的质量和结构是独特的，不会简单重复历史。

说到欧洲在这种“列强协调”中的角色，我认为首先要注意，“欧洲”的定义在国际语境里已经变化了。过去说欧洲，就是欧洲国家与欧洲民族。但今天，欧盟只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本身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

我们之所以强调“欧洲”，是因为我们是欧洲研究所。我们在欧洲政治研究中并不使用“欧亚”这个概念，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那并不是一个准确描述俄罗斯道路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俄罗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精英，都认同欧洲文化与欧洲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更属于亚洲”。白俄罗斯也是欧洲的一部分。

虽然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紧张，但是俄罗斯依旧起源于欧洲文明

还有一部分东欧国家也并不完全认同欧盟委员会的路线，这当然是一种不好的趋势。虽然它不一定会摧毁欧盟，但会造成裂痕，可能会造成欧盟内部的分裂。这样一来，欧盟就不太可能作为整体在世界上扮演更大地缘政治角色。

欧盟的未来可能会很难，但对某些具体欧洲国家来说仍然可能扮演更多角色。比如德国，如果它继续在中国建设更多工厂，那德国就可能在未来以某种方式与金砖发生更深联系。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金砖式”的新型集团，反映多中心世界的新格局。

相比之下，金砖组织它是一个超国家、超整合的合作体，形式非常独特。很多其他组织，比如北约，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则、严格的义务，有秘书长，有更强的制度约束，也有更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金砖更像是基于成员平等的合作，不存在那种严格的意识形态要求或硬性义务。因此，这是一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化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一种多元的现代化路径。

观察者网：未来俄中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应该如何设计新的协调机制，既避免重演1914式的大灾难，又能让多极格局真正服务于各国的发展与安全？

罗曼·伦金：从您的问题里我能感觉到，您对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有某种担忧，您可能会联想到1914年前的那种氛围。但在俄罗斯当下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无论是官方论述、爱国话语还是媒体与网络空间，都并未形成那种“1914式”的紧张社会情绪。

因为第一，我们现在有一种“爱国共识”；第二，我们有一套非常全面，也非常集中的政策体系，用来支持经济、文化、军队与爱国议程。这与尼古拉二世时期恰恰相反，当时社会缺乏爱国情绪，国家力量也很弱。

至于协调机制，我想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新的国际秩序、多中心世界里，会出现不同形式的合作机制。未必一定是金砖，也可能是包含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新型集团。但无论如何，中俄之间持续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深化对话，也要在“全球南方”的框架下推进更广泛的合作，因为我们的对外政策正在向全球南方倾斜。

现在国际讨论里有一个重要判断：合作轴线正在变化。过去主要是“东-西”之间的合作线，而现在越来越多出现“南-北”之间的合作线，包括南北之间的对话，以及南北运输走廊的建设。

我们必须在这些国际项目中站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做中俄双边项目、做中俄贸易。要推动新的多中心秩序，我们还必须在全球南方议题上共同推进。我认为未来会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当前危机结束之后，这会成为新国际秩序、多中心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