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平壤的第一个黄昏，我站在羊角岛国际饭店的露台上，看着大同江对岸逐渐亮起的灯光。这座城市有着一种奇特的静谧，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偶尔驶过的电车发出规律的声响。
“晚上不要单独离开酒店。”一个温和的女声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看到一张清秀的面孔——我们的导游李英玉，二十五六岁的模样，穿着浅蓝色的朝鲜传统服装“赤古里”，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是平壤外国语大学毕业的”
第二天清晨，我们开始了正式的行程。车上，李英玉用流利的中文介绍着自己：“我是平壤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主修中文。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已经做了三年。”
她的介绍标准而规范，就像背诵过无数遍的课文。但当车经过凯旋门时，我看到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声音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情感：“这是我父亲参与建造的。”
有游客好奇地问：“您父亲是建筑师？”
“不，他是工人。”李英玉微笑着，那笑容里有一种朴素的自豪，“1982年，成千上万的平壤市民自愿参与凯旋门的建设，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常说，石头上刻着的不只是领袖的名字，也有普通劳动者的汗水。”
那一刻，这位总是保持职业微笑的导游，第一次显露出了属于她个人的温度。
参观万景台少年宫时，我们被安排观看孩子们的才艺表演。在一个音乐教室里，一个约莫十岁的小女孩正在弹奏钢琴，曲目是朝鲜民歌《阿里郎》。
李英玉静静地站在门边，眼神变得柔软。“我小时候也在这里学过钢琴。”她轻声说，“每周三下午，母亲会带我从城东坐电车过来。”
“您母亲是做什么的？”我问。
“她是小学音乐老师。”李英玉顿了顿，补充道，“在朝鲜，教师是很受尊敬的职业。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外语，我可能也会成为老师。”
表演结束后，李英玉用朝鲜语与那个弹琴的小女孩交谈了几句，小女孩腼腆地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李英玉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一支圆珠笔送给女孩——那是一支印有中文“北京”字样的笔。
“是中国游客送您的吗？”我注意到这个细节。
她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但耳根微微泛红。
在朝鲜的几天里，我们在指定的涉外餐厅用餐。这些餐厅与外界隔绝，装修考究，服务员都能说简单的外语。李英玉总是坐在固定的位置，安静地吃着自己的餐食——与游客的菜品相同，这显然是特殊安排。
第三天在开城，午餐后我提前回到餐厅，意外看到李英玉独自站在窗前，手中拿着一本小小的相册。看到我，她迅速合上相册，但那一刻我瞥见了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男子穿着军装，背景是朝鲜的山区。
“是您的家人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我哥哥，在边境服役。”
“您想念他吗？”
这个问题似乎让她措手不及。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最终，她只是轻声说：“为国家服务是光荣的。”然后转身去整理导游旗，结束了对话。
参观板门店非军事区是整个行程中最紧张的部分。朝鲜人民军军官陪同讲解，气氛肃穆。在瞭望台上，我们用望远镜看向南方，李英玉站在一旁，神情异常严肃。
回程车上，一位中国大妈从包里掏出一支口红，塞到李英玉手中：“姑娘，这个送你，颜色很适合你。”
李英玉像被烫到一样想要推辞，但大妈很坚持：“拿着拿着，阿姨用不了这么多。”
最终，李英玉收下了礼物，低声说了句“高马斯米达”。她把口红小心地放进口袋，手指在口袋边停留了几秒，仿佛那是一件易碎的珍宝。
“你们经常收到礼物吗？”我后来问她。
她谨慎地回答：“有时会收到游客的好意。但我们不应该……”她没说完，转而说，“这些礼物会被好好珍惜。”
那个关于“外面”的问题
旅程的倒数第二天，我们登上主体思想塔俯瞰平壤全景。那天天气极好，可以清晰地看到整座城市的布局。李英玉向我们介绍着远处的建筑：人民大学习堂、五一体育场、未来科学家大街……
讲解结束后，游客们各自拍照。我走到栏杆边，李英玉正在那里，出神地望着远方。
“您去过外国吗？”我问。
她摇摇头：“没有。但通过游客，我看到了很多。”
“通过游客？”
“是的。”她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中国的王先生告诉我上海有100多层的高楼；日本的田中女士说东京的地铁有30多条线路；俄罗斯的伊万说他家乡冬天零下40度，睫毛会结冰……”
她忽然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渴望：“书上说世界有七大洲四大洋，但我只在平壤见过大同江。”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李英玉——不是那个专业严谨的导游，而是一个对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女性。
“如果有机会，您最想去哪里？”我忍不住问。
她愣住了，嘴唇微微张开，却没有发出声音。几秒钟后，她恢复了职业性的微笑：“作为朝鲜公民，我的职责是建设好自己的祖国。”然后她看了看手表，“我们该下去了，下一个景点是建党纪念塔。”
离开前一晚，我在酒店礼品店遇到李英玉。她正在翻看一本英文画册，是关于世界建筑的。发现我看见她，她有些慌乱地合上书。
“我只是……看看图片。”她解释着，那样子像个被抓住偷看课外书的学生。
我忽然意识到，在我们眼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世界风景，对她来说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您喜欢建筑？”我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喜欢……不一样的东西。平壤很美，但所有的建筑都遵循同样的美学。我想知道，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则，建筑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她最大胆的一次表达。我看着她，这个每天向游客展示朝鲜最美好一面的女性，内心却藏着对“不一样”的渴望。
离别时刻，平壤火车站台上挤满了外国游客和他们的朝鲜导游。李英玉为我们每个人送上了朝鲜纪念章——这是她自费购买的礼物。
“谢谢您这些天的照顾。”我对她说。
她微笑着，那笑容里有真诚，也有淡淡的惆怅。“也谢谢您，让我听到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
火车缓缓启动，李英玉站在月台上挥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蓝色的点。
我靠在车窗上，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翻出一本随身携带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正好介绍世界各地的现代建筑。在翻到迪拜哈利法塔那页时，我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娟秀的中文写着：
“请告诉我，建筑可以有多少种样子？世界可以有多少种颜色？”
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谁写的。
列车驶过边境，进入中国。手机信号恢复的提示音此起彼伏。我翻开那本杂志，看着那些李英玉可能永远无法亲眼看到的建筑，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们这些可以自由行走世界的人，常常抱怨旅途的疲惫，却很少意识到，这种自由本身是多么奢侈。而对于李英玉和无数像她一样的朝鲜人来说，世界被简化成了游客口中的片段、画册上的图片、偶尔收到的外国礼物。
那个问题——“建筑可以有多少种样子？世界可以有多少种颜色？”——像一颗种子，留在了我心里。也许有一天，当朝鲜真正打开国门，李英玉能够亲自去寻找答案。而在此之前，她将继续穿着民族服装，用流利的外语，向游客展示她的祖国，同时从每个游客那里，收集一点点关于外面世界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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