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有一个类型的地理单元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进作用，瓦冰称之为口袋板块。
这一类板块往往山河围合，自成独立单元，易守难攻，相对封闭，但绝不闭塞，会留出细小的孔道与周边板块进行互动和碰撞，典型代表如四塞之地、历史上半场政治中心的关中，如表里山河、北中国发动机的山西，以及本文的主角——被冠以“四川不灭，中国不亡”的巴蜀地区。
“四川不灭，中国不亡”这句话反映的是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大后方和最后退路的全国视野下的战略定位。
而要理解四川的全貌，还需要叠加四川本位视角和大西南视角这两个层次的观察角度，正是这三重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权重组合，共同塑造了四川的历史演进线。
每每打开四川盆地的地形图，瓦冰都不禁要感慨造物者的神奇，盆地又大又圆，十分规整。
民间也因此流传着四川盆地是天外陨石砸出来的说法，再配合三星堆的神秘面具，一套“外星人挟陨石而来创建文明”的说法便形成了逻辑闭环。
回归正题，四川盆地真正做到了群山环抱，从正北0点方位开始，顺时针分别由米仓山、大巴山、巫山、七曜山、方斗山、大娄山、云贵高原北缘以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东缘的大凉山、大雪山、邛崃山、岷山围合而成，是一个相对标准的圆形盆地。当然，以四川冠名的完整地缘板块，还应包括北边秦巴山区中的汉中。
如此标准的圆形盆地，按理说应形成以圆心为中心、各方军镇镇守的向心型区域格局，就像狭长椭圆的关中，便是标准的西安加左右护法的向心格局。
但四川盆地并非关中那样的一整块大平地，其内部地理构造极为丰富，这使得四川缺乏向心单核的地理基础，早期便形成了巴蜀一东一西的双文明格局，演化至今，便是众人津津乐道的成渝双子星。
理论上最可能形成中心城市的圆心区域，恰巧是一大片丘陵地带，农业承载力有限，交通也无法四通八达，自然难以成为整个板块的中心。
川中丘陵的东西两侧则各有千秋：向西越过相对高耸的龙泉山脉，便抵达四川盆地的精华所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
这里是真正的大平原，被邛峡山和龙泉山东西环抱、南北收窄，形成盆地内部的半闭合板块，又有沱江、岷江滋养，是实打实的文明催生地，在此诞生了与中原夏商周并行的古蜀文明，大名鼎鼎的三星堆便位于此处的广汉。
古蜀国历经五个氏族统治，除第二任柏灌氏存在感较弱外，其余氏族皆有一定知名度，“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中的蚕丛、鱼凫，便是第一任和第三任君主；“望帝春心托杜鹃”中的望帝，是第四任君主杜宇；第五任丛帝鳖灵，其事迹与大禹如出一辙，因治水有功获禅让称帝，建立开明王朝，也正是在开明王朝时期，都城迁至成都，开启了成都两千多年的蜀地中心地位。
川中丘陵向东，跨过渠江后便进入川东平行岭谷区，这片区域由二十多条西南—东北走向的条状山岭切割而成。
若仅如此，本不适宜人居，但长江贯穿其间，在长江及其支流与山体的切割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河谷阶地，为居住提供了条件。
此外，这里还有涪江、嘉陵江、渠江汇入长江的多个水系交汇口，由此孕育出巴文明。
巴文明营城遵循“二水交汇必有城”“三水交汇必有城”的法则，诞生了江州、垫江、枳、平都等都城。由于这片区域多为小规模点状河谷，无法形成大规模连片农业文明，早期文明发育程度不及西边的蜀文明，但发展至周代，形成了以水运为依托、以盐为核心产品的商贸经济模式，“盐巴”一词便源于此。
彼时四川最大盐都自贡尚未兴起，巴人垄断了盐业贸易，主要贸易对象为东出三峡的荆楚大地，以及同处盆地的古蜀国，至此四川盆地东西双雄格局正式成型。
文明博弈：巴蜀秉性与历史循环
因成型基础不同，巴蜀两地形成了迥异的区域秉性。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盆地一隅，早期除与巴人偶有纷争，几乎无其他文明侵扰，加之优越的自然条件，生活安逸闲适，逐渐滋生出所谓的“盆地意识”，人们只求守着一亩三分地过安稳日子，既无统一四川盆地的强烈意愿，更无争霸天下的野心，这也是“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地理学解释。
东边的巴国则截然不同，以盐立国的它是外向型商贸文明，常年走东闯西、与人打交道，性格相对开放且尚武好斗。
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其大本营人口承载力极低，无法供养足够兵马，即便有统一四川的野心，也缺乏相应军事实力。
一方有心无力，一方有力无心，使得这片号称最适合割据的地缘板块，直至战国群雄逐鹿末期，仍未形成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始终维持巴蜀分立的状态。
最终，来自北边的强秦以武力灭蜀吞巴，将其彻底纳入中国版图，四川也成为最早建立汉民族认同的西南板块。
此后，我们需跳出四川本位视野，以全国视角审视四川，而这也开启了四川两个独特的历史循环。
其一为“外来户治川”：四川地区先后建立起8个影响力较大的地方割据政权，除成汉勉强可归为本地人政权外，其余均由外地人建立，甚至出现“朝廷不用忧巴蜀，称霸何曾是蜀人”的诗句。
瓦冰认为这是对区域性格的误读，源于巴蜀双文明的差异与历代移民的融合，四川形成了“不拘小节，极重大义”的矛盾自洽性格——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更迭、帝王姓氏的变迁，唯以民族为界限。
这便引出第二个历史现象：四川易割据亦易统一，核心前提是同族统治。中原王朝更替时，四川对割据的抗拒度极低，能快速融入大一统格局，刘秀平蜀用时不到两年，刘备入川不足两年，桓温伐蜀仅四个月，后唐灭前蜀75天，赵匡胤灭后蜀66天，明朝克四川不足五个月。
但一旦遭遇外族入侵，便会触发四川的逆鳞，全民死磕到底：南宋吴玠、吴璘与金人对峙数十年；宋末钓鱼城拖住蒙古大军30余年，拖死一位大汗、迫使蒙古改变战略，成为“上帝之鞭”的折鞭之地，即便南宋灭亡，四川仍坚持抵抗三年。
清军入关后，四川连续抵抗十多年，直至康熙年间，战火导致人口凋敝、十室九空，才有了后来的“湖广填四川”。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本可高枕无忧，却有300多万儿郎出川抗日，死伤超60万，伤亡人数占全国的20%。不计小节、明辨大是大非的通透，才是对四川秉性最精准的解读。
内外联动：四川的战略演进与格局重塑
将时间线拉回战国，群雄逐鹿态势渐明，四川需纳入全国地缘格局考量。古中国核心地缘板块共9个，四川偏居一隅，仅与北边的关中、东边的荆楚直接相连，且联系线路均不通畅。
与荆楚的通道主要依赖长江，但长江在三峡一带收窄，古代技术条件下逆流而上极为困难，即便强如楚国，也未能灭掉巴国，反而曾被巴国击杀一位楚王。
这种地理优势虽能抵御外敌，却也限制了对外扩张——若无其他线路策应，一旦陷入拉锯，便会陷入进不得退不得的尴尬境地，刘备被火烧连营便是典型例证。
相对而言，北向连通关中的线路更易打开局面，这就不得不提汉中这一“胜负手”。四川通过秦巴山区与关中相望，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蜀道连通两地，翻越巴山进入汉水谷地，再越秦岭即可抵达关中。
作为关中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汉中有一定农业承载力，可就地解决后勤补给，还能通往中原，丰富战略选择；即便失去汉中，仍可退守大巴山一线，形成双重防线。
反之，若无汉中，仅以大巴山为防线，不仅山势不及秦岭险要，敌军可就地养兵，我方需从成都长途补给，实力此消彼长，且单条防线的心理安全感极差。
因此，有无汉中的四川是两个概念：无汉中则形同慢性死亡，有汉中则攻防一体，甚至可伺机染指关中——刘邦以汉中为基地统一天下，蜀汉以汉中为依托多次北伐，均是这一战略价值的体现。
受外部板块势能拉扯，四川内部格局也随之变化：成都平原的核心地位始终稳固，但因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长江的东西向大动脉优势无法发挥，川东发展停滞，川北地区因频繁与关中对抗互动崛起，蜀道沿线的广元、剑阁、绵阳、三台、阆中、巴中、达州、平武等军事交通重镇兴起，保障四川粮食稳定输出至关中，使其成为当时的“天下粮仓”。
与此同时，南边的自贡盐业初具规模，正蓄势向川东的盐业主导地位发起冲击。
这一格局并未持续太久，以西晋末年“衣冠南渡”为起点，四川进入关键战略转型期。
一方面，江南飞速崛起，逐步取代中原的经济中心地位，长江黄金水道红利释放，川东作为四川东大门枢纽，凭商贸再度复兴，四川整体发展迈上新台阶，诞生“扬一益二”的说法；
另一方面，唐朝时青藏高原吐蕃兴起，与中原长期拉锯，维州之战扭转唐朝被动防御局面，四川对西藏的威慑作用凸显，新增“西南扛把子”尤其是“以川制藏”的战略职能，川西对藏重镇逐渐兴起。
至宋朝，川峡三道改为川峡四道，“四川”之名正式确立，茶马互市兴起，茶马古道盛极一时，四川从贸易末端转变为区域枢纽，持续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整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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