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李戈，用后背上那道蜈蚣似的疤换了个一等功。
所有人都来看过我，唯独我救的那个人，我的首长钟元年，半年了，一个鬼影都没见着。
我以为自己是他用过的一块脏抹布，扔了也就扔了，不值得他再看一眼。
直到我心灰意冷地扒上回家的火车，才发现，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
那股子铁锈和湿水泥混在一起的味道，到现在我还能闻到。像一场永远不会干的雨，浸透了边境线上那座废弃的水泥厂。
天总是灰的，压得很低，好像随时会塌下来。风从厂房那些破洞的铁皮墙里灌进来，呜呜地响，听着瘆人。
我们已经把那个叫巴颂的毒枭堵在了三号搅拌车间。这家伙是只老狐狸，在他的地盘上挖了不止一条地道。
我们的小队折损了两个人，才把他最后几个忠心耿耿的马仔清干净，把他本人逼进了这个水泥浇筑的死胡同。
钟元年猫着腰，左手在胸前打了个手势。
我们剩下的五个人，立刻像散开的珠子，无声无息地成品字形散开，枪口朝前，一步一步地往前摸。
他自己走在最中间，那把92式手枪稳得像焊在他手上一样。
他的眼睛，我一直觉得像我们那儿山里的鹰，盯着前面那堆锈成一坨的搅拌机和传送带。
我跟在他斜后方三步远的地方。不远不近，这是我的位置，警卫员的位置。
我的职责不是第一个冲上去把人按倒，而是要保证他，钟元年，不能有任何闪失。
“巴颂，出来！你已经被包围了！”钟元年用的是泰语，声音不高，但在空旷的车间里荡起一层层的回音。
没人回答。
只有一根断了的水管，还在不知疲倦地往下滴水。嗒，嗒，嗒，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空气凝固了。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撞着肋骨。
突然，就在那堆废铁后面，一个穿着油腻蓝色工装的人影猛地站了起来。
不是巴颂。巴颂的照片我们每个人都看过几百遍，是个矮胖子。这人又高又瘦，像根竹竿。
他手里抓着一把黑黢黢的五四式手枪，那枪老得都能进博物馆了。
他根本没去看别人，那双没什么神采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钟元年。枪口抬起的瞬间，我就知道要坏事。
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真的，什么英雄，什么职责，什么舍生忘死，全都是后来别人安在我头上的词儿。我的身体比脑子快，像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自己就动了。
我甚至没来得及喊一声“小心”。
我整个人横着扑了出去，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撞向钟元年。
几乎是同一个瞬间，那声沉闷的枪响炸开了。
砰！
感觉不是子弹，像有人抡起一把大号的工兵锤，卯足了劲儿在我后背上砸了一下。一股烧红的铁棍子插进肉里的剧痛，瞬间从后心蔓延到四肢百骸。
我整个人都麻了，像个漏了气的皮球。
我把钟元年结结实实地撞倒在地，自己也重重地摔在了他身上。水泥地真他妈的硬，硌得我骨头疼。
我趴在他身上，眼前的景象开始晃动，像隔着一层水。
我最后看到的，是他那张向来跟雕塑一样冷峻的脸，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他的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微微张着，里面除了震惊，好像还混着点别的东西，我说不清楚。
然后，周围的一切，都黑了下去。
再醒过来，周围白得晃眼。消毒水的味道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让我忍不住想打喷嚏。
我躺在军区总医院最好的单人病房里。
床是电动的，按一下按钮就能升降。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果篮和鲜花，有些花的名字我一个也叫不上来。
来来往往的人告诉我，子弹取出来了，距离我的脊椎神经只有几毫米。再偏一点，我这辈子就得在轮椅上过了。
他们说，李戈，好样的，你现在是咱们整个军区的英雄。
一等功的证书和奖章，是政治部的一个大校亲自送到我病床前的。他握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我一句也没记住，光顾着看他肩膀上那颗闪闪发亮的星星了。
战友们轮流来看我，一个个都拍着我的胳膊，嗓门一个比一个大。
“李戈，牛逼！那一枪要是打在钟指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你小子，平时闷不吭声的，关键时刻真敢上啊！”
“等你好了，咱们必须得喝一个！不，喝三个！”
我咧着嘴笑，后背的伤口一抽一抽地疼。心里却像被挖空了一块，空落落的。
我每天都盯着病房那扇白色的门。
但凡门口有点动静，我的脖子就跟上了发条一样扭过去。
进来的，是给我换药的护士小田，她每次看我的眼神都亮晶晶的。
进来的，是给我送饭的勤务兵，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把饭盒放在桌上，不敢大声喘气。
进来的，是我的排长张大伟，他几乎天天来，陪我聊天解闷，给我讲队里最近的八卦。
一天，两天。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钟元年没来。
我心里开始长草。
张大伟又一次来给我削苹果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装作不经意地问：“大伟，最近队里是不是又接什么大活儿了？怎么感觉你都瘦了。”
张大伟“咔嚓”一声把苹果皮削断了，叹了口气：“别提了，忙得跟孙子似的。巴颂那个案子，牵出来一堆烂事，钟指带着人天天开会、写报告，还要配合上面的人调查。听说他办公室的灯就没熄过，人都快熬成铁人了。”
“哦。”我应了一声，接过他递来的苹果，咬了一口，没尝出什么味儿。
忙，是应该的。他是指挥官，我是兵。他有他的事，我有我的伤。我不能指望他像个保姆一样天天守着我。
我一遍又一遍地这么告诉自己。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我能扶着墙下地走路了。后背的伤口结了痂，新肉长出来的时候，痒得钻心。
我每天就在那条长长的走廊里来回溜达，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来。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甚至保洁阿姨都认识我了，见了我都笑呵呵地喊我“战斗英雄”。
这四个字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钟元年，还是没来。
别说人了，连一个电话，一条表示慰问的短信都没有。
好像我救的那个人，跟我压根不认识一样。好像那天在水泥厂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我心里那股子火，开始慢慢结成了冰。
和我隔壁病房的，是一个后勤处的老司机，开车拉物资的时候翻了车，腿断了，打着厚厚的石膏。
他单位的领导，一个胖乎乎的中校，一个星期至少来三次。
每次都提着大包小包，从牛奶水果到各种补品，堆得他床头都快放不下了。对着老司机嘘寒问暖，就差没亲手给他端屎端尿了。
有一次那中校刚走，老司机就挪到我病房门口，靠着门框跟我聊天。
“小李啊，说真的，我真羡慕你。”
我一愣：“你羡慕我什么？羡慕我后背多个窟窿？”
老司机摇摇头，指了指自己打着石膏的腿：“我这算工伤，顶多给点补偿。你那可是实打实的战功，救了首长的命！这以后前途无量啊！”
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
老司机又说：“不过说也奇怪，你这救了首长，怎么你那首长一次都没来看过你？按理说，不应该啊。再忙，抽个十分钟来看看救命恩人，总有时间吧？”
我脸上的肌肉僵住了，干巴巴地挤出两个字：“他忙。”
老司机没再说什么，摇着头回自己病房了。
我却坐在床上，半天没动。
是啊，不应该啊。
我不是图他什么回报，也不是非要他把我当恩人供着。
可我李戈，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把后背亮给敌人，把命交出去，换来的就是这种彻底的无视？
就算是一条养了多年的军犬，替主人挡了一下，主人也得过来摸摸它的头，喂根火腿肠吧？
我连条狗都不如？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半年。
我从一开始的期盼，到后来的失落，再到中间的愤怒，最后只剩下麻木。
我不再盯着门口看了。
我每天疯狂地做康复训练，在康复室里把自己练得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水浸透后背的伤疤，又痒又疼。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医生说我恢复得是个奇迹。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憋着一股多大的劲儿。我想尽快好起来，尽快回到部队。
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亲口问问钟元年。
我李戈，到底算什么？
身体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康复科的主任拿着我的片子，跟我说：“李戈，你身体素质是真好。不过，子弹还是伤到了一部分背部神经丛。虽然不影响你正常生活，跑跑跳跳都没问题。但是，高强度的特战训练，是绝对不能再参加了。”
我坐在椅子上，听着他的话，感觉那灿烂的阳光一下子就暗了。
不能参加高强度训练，意味着我再也回不去一线了。
我八年的特战生涯，就因为这一枪，画上了句号。
没过两天，政治部的那个干事又来了。还是那张客客气气的笑脸，看得我莫名烦躁。
“李戈同志，你的情况组织上都研究过了。你这次是因公负伤，是咱们部队的英雄。为了照顾你，我们给你提供了两个选择。”
他竖起两根手指。
“一，转文职。咱们司令部正好缺个参谋，你去整理整理材料，写写文件，朝九晚五，很清闲。”
“二，去后勤。咱们的军械仓库还缺个副主任，管管枪支弹药的出入库，工作也不累。”
清闲？不累？
我听着这两个词，突然觉得特别刺耳，特别恶心。
我李戈十七岁入伍，在特战队摸爬滚打了八年，身上的伤疤大大小小十几道。
我学的是杀人技，练的是怎么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和战斗。现在，让我去管仓库，去当个写字的笔杆子？
这不是照顾，这是把我当个废人养起来。
我甚至能想象到，如果我接受了安排，留在部队里。
每天在营区里，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钟元年。他会用那种冷漠的、公事公办的眼神扫我一眼，或许会点点头，然后就径直走过去。
我可能会忍不住，一拳砸在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
那种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我还有第三个选择吗？”我打断了那个干事滔滔不绝的介绍。
干事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什么？”
“我申请退伍。”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干事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从组织上的培养，到个人的前途，再到作为英雄的荣誉和责任，说了一大堆。
我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我只知道，我用命换来的忠诚，在钟元年眼里，一文不值。我这杆枪，用完了，子弹打光了，就可以扔进仓库了。
我的信仰，在医院这白色的半年里，已经碎得差不多了。
与其留在这里，每天看着那个让我心寒的人，不如眼不见为净。
办退伍手续的时候，顺利得让我心惊。
没有人再来找我谈话，没有人再试图挽留。好像我这个所谓的“战斗英雄”的离开，是一件早就被决定好了的、无足轻重的小事。
这更让我坚信，我就是被抛弃了。
我脱下那身穿了八年的军装，仔细地叠好，放进了配发的箱子里。然后换上出发前从网上随便买的一身便服，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
走出军营大门的时候，门口站岗的哨兵给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我还了个礼，感觉自己的动作都有些僵硬和陌生。
我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那点仅存的骨气，就跟眼泪一起掉下来了。
我没让部队送，自己打车去了火车站。
我故意没买高铁票，而是买了张回老家的绿皮火车硬座。三十多个小时，咣当咣当，慢慢晃回去。
我想用这种慢，来跟过去八年的快，做个彻底的了断。
车厢里一股子方便面、汗味和脚臭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刺鼻，但真实。
过道里挤满了人。有推着巨大行李箱、满脸疲惫的民工；有抱着孩子、不停哄着的大姐；还有几个穿着校服、叽叽喳喳讨论着明星的学生。
吵吵嚷嚷，热气腾腾，充满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我好不容易挤到我的座位，靠窗的位置。我把那个装了我所有家当的大帆布包塞到座位底下，然后就靠在窗边，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站台。
我像个局外人，一个多余的零件，和这车厢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小伙子，去哪儿啊？”
一个声音从我对面传来。我抬起头，是一个中年男人。
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灰色夹克，头发乱糟糟的，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
他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一个大号的搪瓷茶杯，上面还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看起来像个到处跑业务的、不得志的会计或者技术员。
我瞥了他一眼，没搭理他，把头又转向了窗外。
他也不在意，自顾自地从一个磨得发亮的旧皮包里，摸出一份《参考消息》，哗啦啦地展开，挡住了自己的脸。
“现在的年轻人，火气都大得很。”他嘟囔了一句，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
火车咣当咣当，不知疲倦地往前开。
开了一天一夜。
车厢里的人像流水一样，换了一拨又一拨。那几个叽喳喳的学生下去了，上来一对去旅游的老夫妻。抱孩子的大姐也下车了，她的位置被一个穿着西装、不停打电话的卖保险的小伙子占了。
只有我对面那个中年男人，一直没动。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报纸，或者闭着眼睛打盹。偶尔会跟我闲聊两句，问我家是哪儿的，以前在外面是干什么的。
我都含糊地用“嗯”、“啊”应付过去。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让我对任何主动接近的陌生人，都有一种本能的警惕。
他好像也看出了我的戒备，笑了笑，就不再多问了。只是在我没水的时候，会用他的大茶杯，给我倒点热水。
我没喝。
火车驶入了我们省的地界。
窗外的山，水，田野，开始变得熟悉起来。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有点想家，又有点害怕回家。
爹妈要是问我，好好的兵怎么不当了，立了功怎么还回来了，我该怎么说？
难道说，我为首长挡了枪，他却把我当个屁一样放了？
我说不出口。太丢人了。
我烦躁地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漫无目的地划拉着。相册里，满满的都是和战友们的合影。
有在泥潭里滚得跟泥猴一样，勾肩搭背，笑得像个傻子的。有在演习结束后，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还在冲着镜头比剪刀手的。
我的手指，停在了一张大合影上。
那是上次军区大比武，我们小队拿了团体第一之后拍的。我和几个兵，像众星捧月一样，簇拥着钟元年。照片上的他，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容，虽然还是很淡，但嘴角确实是上扬的。
我的手指停在那张照片上，指关节因为太过用力而微微发白。
删了？
删了，就当这八年喂了狗。
可是，手指悬在删除键上，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最终，我还是把手机揣回了兜里。我叹了口气，把头重重地靠在冰凉的窗玻璃上。
就这么算了吧。李戈，你已经是个老百姓了。那些打打杀杀的事，那些让你憋屈的人，都跟你没关系了。
回家，老老实实找个活儿干，凭我这身手，当个保镖或者健身教练总饿不死。然后娶个媳妇，生个娃，就这么普普通通地过一辈子。
我正给自己做着最后的心理建设，准备彻底埋葬过去，翻开人生最平庸的一页。
对面那个一直很安静的中年男人，突然“哗啦”一声，放下了手里那份已经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的报纸。
他身体微微往前倾，那张平平无奇的脸凑了过来，一股子劣质茶叶混合着烟草的味道飘了过来。
他压低了声音，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小石子，准确地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心湖里。
“子弹取出来的时候，医生有没有告诉你，弹头上刻着一个很小的‘蝎子’标记？”
我整个人像被高压电击中了一样，猛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后背的肌肉瞬间绷紧，那道愈合的伤疤仿佛又开始灼烧。
我死死地盯着他。
这件事，是绝密中的绝密。
当时在手术室外面，军方的一位领导单独找我谈的话。
他告诉我，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猜测，对外，包括对我的战友，都统一口径，说我中的是普通的流弹。弹头上有标记这件事，只有手术主刀、军方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我自己知道。
这个看起来像个落魄会计的男人，他怎么会知道？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之前所有的迷茫、颓废、心酸，瞬间被一种冰冷的警惕和杀气所取代。我的右手像有了自己的意识，闪电般地就往腰间摸过去。
那里以前是挂着92式手枪枪套的地方。
现在，空荡荡的，只摸到一把冰凉的空气。
中年男人好像根本没看见我的动作，脸上的表情一点没变。
他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慢悠悠地从他那件灰色夹克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条，不急不缓地推到我面前的小桌板上。
同时，他那只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有点黑泥的手伸了过来，轻轻地，却又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道，拍了拍我的肩膀。
“李戈，别回家了。任务，还没完。”
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僵在了原地。
火车哐当一声，驶过一个铁轨接头。整个车厢都猛烈地晃动了一下。
中年男人已经坐了回去，重新拿起了他的报纸，把脸藏在后面，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盯着桌上那张薄薄的纸条，足足有一分钟。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挣脱出来。
然后，我伸出手，用两根手指，把它捏了起来。
纸条上没有字，只有一个用红笔画的、极其简陋的地图，终点画着一个潦草的叉。地图旁边，用一种很硬朗的字体写着一个地址：长风路78号，宏达旅馆，207房。
我把纸条攥在手心，汗水很快就把它浸得又湿又软。
“前方到站，南城西站。有在南城西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拿好您的行李物品。”
广播里，传来乘务员毫无感情的播报声。
中年男人站了起来，慢吞吞地收拾他那个破旧的皮包，拎起那个大号的搪瓷茶杯。
他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没有丝毫停顿，只是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嘴唇里挤出两个字。
“下车。”
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
我弯腰，从座位底下抓起我那个沉重的帆布包，甩到肩上，跟在他后面，挤进了准备下车的人流。
南城是个不大不小的地级市，离我家还有两百多公里。火车站外面乱糟糟的，拉客的黑车司机像苍蝇一样围上来，卖烤串和煮玉米的摊子冒着热气。
中年男人带着我，熟门熟路地穿过人群，七拐八绕，进了一条光线昏暗的小巷子。巷子尽头，就是那家招牌都掉漆了的“宏达旅馆”。
旅馆又小又破，前台坐着个打瞌睡的老太太，柜台上落满了灰。
中年男人没理她，直接带我上了嘎吱作响的二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看着就很普通的钥匙，打开了207房间的门。
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
房间里陈设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皮都泛黄了。
他反手把门锁上，又“哗啦”一声拉上了那面脏兮兮的窗帘。
房间里顿时暗了下来，只剩下从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点光。
“坐。”他指了指那把唯一的椅子。自己则一屁股坐在了床上，老旧的床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
他从那个破皮包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喝了一大口，然后才抬起头，正眼看着我。
“我叫老赵。赵钱孙李的赵。”他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国安的。”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等他给我一个解释。
老赵也不卖关子，直接切入了正题。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说出来的话，却像一块块巨石，砸进我心里。
“半年前那次行动，我们真正的目标，根本不是巴颂。”
我瞳孔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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