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担任驻日大使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战后中日两国的正常邦交。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战后的日本人对“光头、辫子”的仇恨很难化解。用遍了世界上所有促进交流合作的办法，也不能尽释他们的怨怒。但是如果双方根本不能交流合作，甚至相互抵触，那么父亲的任务就永远不能完成。我目睹了父亲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竭尽全力地做着一切促进中日友好的事情。
中国的习俗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人根本不了解。父亲显然对此十分清楚，所以尽可能地适应日本的习俗，就像他以前出使其他国家时，尽量适应人家习俗那样。只要在父亲能力范围内，他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同情和赞美给他所在的国家。
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后，父亲才发现他的一等秘书竟是他的对手，而且是个很可恶的对手，暗地里干了很多损害父亲的事。那一段时间，中国政府正在悬赏缉拿孙逸仙先生。消息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所有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口袋里都装有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大家都对着照片仔细端详路上的人，期望能捉到孙逸仙而得到丰厚的赏金。
慈禧太后对孙逸仙和他的政治主张憎恨到了极点。如果在太后健在的日子里，有人把孙逸仙捉拿回国，他肯定是要有性命之虞的。
在一个忙碌而又紧张的日子，父亲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
“孙逸仙在日本，立刻将其逮捕。”
父亲一看就知道，这并不是来自朝廷的命令。所以，父亲把它放在书桌上，反复考虑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直到第二天晚上，父亲才找到了一些与这份电报相关的线索。原来，在他的大使馆里，潜伏着企图破坏他在日本的所有努力的一股力量。
“关于孙逸仙的事情，您准备怎么处理呀?”父亲的一等秘书询问。
“我现在能怎么办呢?”父亲回答，“暂且不说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算知道，甚至看到他就在我的使馆里，我怎么能在日本的领土上逮捕人呢?”
“那您应该去请求日本政府将他拘捕!”
“把孙逸仙找来，或者给我证据证明他确实在日本，藏在某一个地方，那样我自然会采取必然的措施。可是，对于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没法表明我的态度!”
“你要清楚，这可是一道逮捕孙逸仙的命令!”
“这不是朝廷给我的命令，没有朝廷的命令，其他所有关于孙逸仙的命令我都可以拒绝服从。”
一等秘书固执己见，父亲也坚持自己的想法。父亲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份电报专发给了他?究竟是谁发来的?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试探?
不久之后，父亲收到发自恭王的一封信，还附来父亲的一等秘书给恭王的信。父亲的一等秘书那封信的大意如下：
“裕庚应该受到弹劾!他在日本完全采用日本的规矩，把所有的中国传统都废除了。他简直就是叛徒!他既不维护一个中国官员的尊严，也不维护国家在外国的尊严。他就是个叛徒，他给予日本人平等的地位，不认为他们比中国人卑微。我听说孙逸仙现在就在日本，裕庚认识他、和他有交往，同情他的所作所为，还帮助他藏匿在日本!”
每一个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假如这番话的真实性被证实了，我父亲毫无疑问是要被革职的。因为太后实在是太憎恨孙逸仙了。由于外国人为孙逸仙提供庇护，所以太后对外国人有同样的憎恨。她总是想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出于这样的目的，她曾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命令端王烧毁北京的外国使馆。
父亲的一等秘书的那封信，曾在中国的朝廷中引起轩然大波。父亲仰仗与恭王的交情，才得以平息态事。后来，太后和皇帝读到这封信也没有批评什么，只是说以后再议。言下之意就是不再追究这件事。
父亲一直没有对他的一等秘书提及这件事情，只是让他为自己说过的话找出证据。他当然无法找到证据，据我们所知，那时候孙逸仙确实不在日本。不过这封信给了父亲一些警示：他的下属中有他的对手!他的对手拿了他所给的薪金，却在暗地里设计陷害他。后来每次有人向父亲提及这件事，让他辞掉这个秘书的时候，父亲总是这样回答：
“我到这个地方来是为履行我的职责，我只能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如果太后和皇上对我的工作不满意，他们随时可以把我召回去，再派他人来接替我。假如我辞掉这个秘书，正好给那些与我为敌的人一次非议的机会。”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由于父亲办事公正、赏罚分明，竟然与使馆内外的中国人结下了怨仇。
一个日本商人向父亲指控神户的一个中国商人。说他从中国偷偷运出了一批很值钱的货物，运到了日本神户。对于这件逃税的案子，虽然日本政府也有权处理，但是为了表示两国友好的诚意，他们把这件案子交给我父亲来处理。父亲立刻派出他的一等秘书前去调查，调查之后，一等秘书说那完全是日本人的诬告。
出于对两国友谊的诚意，父亲又派出他的二等秘书，并请日本官员陪同去审核。结果，事实证明那名中国商人确实是犯了罪的。于是，父亲派人把他的店给封掉了。
父亲的一等秘书明知中国商人犯下的罪行，但是他还写信给北京的监察御史，请他去朝廷上奏章弹劾我父亲，说他袒护日本人而欺负中国人。
监察御史也不分是非曲直，果真上了这样的奏章。当然，在日本的正当中国人是应该受到中国大使的保护。不过，这种不分是非的奏章，也和以前那些弹劾父亲的奏章一样，成了被日渐遗忘的文字。
几年之后，太后曾经当着我的面，和我母亲谈起一连串弹劾我父亲的奏章。她解释说：“我从来不听信他们的话。因为裕庚是荣禄举荐的人，他和荣禄一样忠心耿耿。”
不过，父亲惩罚中国走私商人的消息，传到在日本的中国侨民耳朵里的时候，侨民们愤怒地咆哮起来。有些侨民甚至到父亲这里来质问，概括起来他们的意思不外乎以下：
“无论中国侨民在日本干了什么，中国大使都应该袒护他们。即便是他们的错，也应该替他们辩护，设法把事情扯平、抹去他们的罪行。在外国人头上占点便宜有什么不好呢?中国侨民在日本不是一向为所欲为吗?”
父亲自然没有必要和这些人浪费口舌，就像对待他的一等秘书那样。
那位一等秘书口袋里随时装有一张孙逸仙的照片，梦想能够捉到他而得到丰厚赏金。
前面所提到只是父亲所遇到的困难中的一小部分。弹劾父亲的奏章一直像潮水般涌向朝廷。
不久之后，有消息传来，说中国朝廷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来考察财政。这个代表团包括如下人员：李模楷、三名秘书、两名翻译、两名仆
人、一名理发匠、一个厨子以及配给每名秘书的三名仆人。
父亲知道代表团到了，就派出他的一等秘书到横滨去迎接。他自己太忙而去不了，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父亲的一等秘书把代表团带到了东京的大使馆。李模楷一进门就责备我父亲没有亲自到横滨去迎接他。接下来，李模楷说：
“马上带我们去我们的房间!”
“我没有在这里为你准备房间，”我父亲平静地说，“我自己的家属需要这里的全部房间。”
“难道你不知道我要来吗?”
“那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来考察的，自然有公费使用，就像我一样。
你可以自己去订旅馆，我这里没有为你准备房间。”
“让你的秘书把房子让出来给我!”
“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做!”
李楷模的一等秘书，饶有兴趣地在一旁听着这番谈话。我清楚地记得，李的一等秘书名叫王大祺。这件事以后，父亲就和财政考察团结下了怨气，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毫无理由地供养这13个人的代表团。后来得到证实，朝廷为这个代表团的考察提供了很大一笔款子。显而易见，李楷模是想让我父亲来替他支付一切费用，而他自己就可以私吞这笔款子。
李楷模的一等秘书与父亲的一等秘书凑到一起批评我的父亲。于是，这个财政考察团的任务似乎开始有所改变，目标不再是考察财政，而成了监视我的父亲。需要说明的是，李楷模本人在经过父亲解释之后，明白了事理，没有再来找麻烦。
“他要腾出几间房子是很容易的，”王大祺对父亲的一等秘书抱怨说，“他不过是怕让我们住下之后，没有房子招待他的日本朋友了。他为了日本人，不惜拒绝接待我们!”
王大祺这个人，自然成了此后许多弹劾父亲奏章的根源所在。在父亲的一等秘书的全力配合下，他了解了许多我们在日本的情况。比如说，父亲的薪俸是多少，办公交际花费多少，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支多少……
总之，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没有一样王大祺不关心，也没有一样王大祺表示赞同。
在王大祺的再三怂恿之下，李模楷想不经父亲介绍就直接去拜访日本的高级官员。幸亏父亲及时得到了这个消息，才得以劝阻。之后，父亲与李模楷颇具诚意地互访了一次。李模楷想要拜见天皇，父亲于是请日本的外务大臣奥吉伯爵帮忙，最终得到了天皇的应许。就这件事情，王大祺又上奏章到朝廷，说通过这件事足以看出我父亲与日本人关系如何密切，否则奥吉伯爵不会按照父亲的意思去请求天皇接见。
可以说，这个可笑的财政考察团在日本期间，没有得到丁点儿财政方面的调查资料，倒是把我父亲在日本的所作所为调查得一清二楚。只要与父亲相关，事无巨细，一律被报告给朝廷。
这段时期，若没有恭王和荣禄在朝廷的大力支持，我父亲恐怕在任期未满之时就被召回，或许还会被以“叛国罪”论处。
在我父亲举办的一次各国外交官和日本官员参加的舞会上，李模楷和他的秘书们也参加了。王大祺看到一位法国外交官亲吻我母亲的手，他认定这是一件值得上奏的事情。对于这种严重的罪状，恭王也无法替父亲解释。恭王设法看到了那份奏章，并把大意摘录了下来。他给我父亲写信说：
“又一封弹劾你大逆不道的奏章来了，而且还列举了不少具体事例——你窝藏孙逸仙；你准备把中国卖给日本人；你废除了中国的传统礼
节，让各种男人在你家里和你妻子一同进餐；你还让别的男人握你妻子的手，并用嘴唇亲它……你一点不尊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些不是我的话，都是奏章上说的。如果你果真做了这些事情，你一定能举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样做!”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地位不够尊重这一点，大概指的是父亲去拜访奥吉伯爵，请他向天皇求见时发生的事。父亲熟知日本的规矩，所以在伯爵面前取下了自己的帽子。那帽子上的红顶和花翎，是父亲尊贵地位的标志物。后来，因为要接奥吉伯爵递给他的一些文件，他不得不把帽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当时，李模楷和王大祺正僵直地坐在一边，也没有脱帽。看到父亲这种叛逆的举止——作为中国一品高官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外国人的地板上，他们表示十二分的不满!
恭王把这些事情通过书信通报给父亲，母亲曾劝父亲写一封自白书，向朝廷解释自己的行为。可是父亲说：
“我只不过是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而已，太后若是不满意我的工作，她可以把我召回去。”
几年以后，在中国的皇宫里，当那位应诏来替太后画像的卡尔小姐试图亲吻太后手背之时，我和母亲正和太后在一起。当时，太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不允许人家碰到她的手。
“这是表达一种敬意，太后!”我轻声说。
太后于是笑了，对我母亲说：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有人弹劾裕庚说他让别的男人握你的手，并用嘴亲你的手!”
“在欧洲，亲吻女子的手是一种最尊重的礼节。”我补充说。
“多么奇怪的礼节啊!”太后不能接受，“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看倒像是最不尊重的表示。”
从这些事情不难看出，太后终归是个保守的人。而且可以知道，虽然她没有追究那些弹劾父亲的奏章，但她心里很难忘记那些内容。
无论李模楷、王大祺和我们心怀不轨的秘书怎样诽谤我的父亲，他仍然做得端、行得正，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至于那位秘书之所以对我父亲不忠，一方面无非是想得到捉拿孙逸仙的赏金；另一方面，想借动摇我父亲的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没有耐心靠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赢得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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