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上旬，秋雨初歇，北京城的街巷泛着泥土清香。82岁的张元济坐在列车车窗旁，隔着玻璃看北平城墙缓缓逼近，心底却在翻检半个世纪的旧账。
第一次叩见皇帝是五十七年前的春天。那天的太和殿金瓦生辉，他与同年进士并肩候旨，光绪把“中兴图强”四字挂在嘴边，年轻的张元济信了。接下来的戊戌变法倏忽而逝，血迹染红菜市口，他被革职，孑然南下。
南下后，他选择在南洋公学教授西学，又合办商务印书馆。排铅字、校洋书、编辞典——几年下来，这家小石库门里的作坊变成了华人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许多青年在它的课本里看见天地，这里面就包括湖南的一位姓毛的师范生。
1911到1945，军阀混战、北伐烽烟、抗战炮火，社会像连轴转的翻车。孙中山谈理想、袁世凯谈皇帝梦、蒋介石谈“攘外必先安内”，张元济都应邀去听过。他摇头，礼貌、疏离，继续埋首编书。
1949年，战火停歇在长江以南。陈毅市长几次造访，言辞诚恳：“中央请您赴京商议国是，人民政府不能缺了您。”八十二岁的老人沉吟片刻，终究点头。
火车进站那天，东交民巷早没了旧日洋枪洋炮的哨卡，取而代之的是修路的民工和擦肩而过的笑脸。张元济低声对随行的儿子说：“京师还是那个京师，人却自由多了。”只一句话，道尽万千感慨。
夜色中，周恩来前来探望。简单寒暄后，周总理递上毛主席的口信：“主席说，张老远道而来，明日请务必移步天坛，与众同游。”话音温和，却透着真诚。
翌日上午，祈年殿外微风掠过古柏。毛泽东已先到，见老人下车，快步迎前，“张老远劳，辛苦了。”张元济握住那只大手，目光里闪着赞许。
漫步回音壁，谈古论今，毛泽东提起戊戌旧事：“当年在长沙，也常读商务印书馆的译本。”语气不带客套，像对老朋友。张元济说：“书是死的，人是活的，能有人读，书就有了命。”同行者都为之一笑。
午后，几盏清茶下肚，话题落在国家前途。毛泽东神色凝重：“华夏百年坎坷，最难得是民心。”张元济轻轻点头，心中暗叹：这一句，比当年朝堂上的空言更沉甸甸。
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议场上，工人、农民、将军、学者围坐一圈，发言时直呼其名，无须跪拜，无需贿荐。几条关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调整建议，被很快采纳。老人的目光透着惊喜，仿佛见到晨曦。
之后的日子里，他忙于同新政府的文化官员磋商，提出“中学课本简明化”“推广普及国文图书”等主张。北平初冬干冷，他却兴致正浓，进出国务院大门如入自家书斋。
9月20日，陈毅再度出现，邀他登天安门检阅准备工作。暖阳铺在城楼砖面，护城河闪光，远处有人放风筝。“这才是百姓的北京。”张元济感慨。
10月1日中午十二时整，礼炮二十八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张元济扶栏凝望，双眼噙泪。旁人记下他轻声吐出的句子：“从今天起，咱们这个国家有了盼头。”
当夜灯火通明，他回到下榻的六国饭店，铺纸研墨，写下长信致毛泽东，言辞真挚：“先生为中国开新纪元，老朽目睹苍生喜色，寸心鼓舞。”信写完，分毫未改，令人捧去中南海。
不久，他返沪处理馆务。12月，中央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可身体比理想先弯了腰，1950年初，他突患脑血栓，半身不遂。毛主席数次派人探望，并嘱上海方面给以最好医护。
1958年春，周恩来赴沪，直奔华东医院。老人已难起身，目光却仍旧澄澈。瞧见周总理，他努力抬手，嘴角动了动：“毛主席好。”此后再无清晰言语。
同年12月14日，张元济在家人陪伴下离世，终年九十一岁。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那间庞大的商务印书馆，还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评语：“只有毛主席，中国才有希望。”
这句话出自一次夜谈。当时张元济解释：“天底下的事，靠愿景易，靠执行难。毛主席既有胸怀，又有手腕，肯把命运交给百姓，故中国不至再回头。”话音虽轻，却像落地铜钱，清脆作响。
张元济的判断并非一时激动。他对光绪的气度、对孙中山的才华都曾称道，却也清醒地看到他们受历史条件所限；袁世凯的皇帝梦、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更让他警醒。一生周转于兴国之念与政治失望之间，直到1949年的北京，才能真的松口气。
商务印书馆后来在新中国完成公私合营，一批又一批新教材、工具书走进课堂，延续着他的信念——救国先救教育。若论真正的“遗愿”，恐怕也在此。
张元济的名字，今天大多出现在图书学或近代教育史的角落。然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像永不熄灭的烛火，静静照亮读书人的心。
1949年那个秋天的约会，让一位清末进士终于放下满腹惆怅；他把毕生求索的答案，交给了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也交给了那位在天坛古柏下与他促膝而谈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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