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冬季，北方农村的农闲从不是真的闲——公社的任务一到，青壮年们就得扔下锄头，抄起铁锨，推着绑着铺盖、条编篓和铁锨的小推车，往几十甚至上百里外的工地赶。路面冻得硬邦邦，车轱辘压过冰碴子发出脆响，风往脖子里钻，棉衣薄得像层纸，可谁也不敢慢——晚到了要误工期，家里还等着工分换粮、孩子等着学费。
到了工地，舍不得租民房的人们就挖地窝子住：在地上掏半米深的坑，四周围上土坯，顶上架几根椽子，铺层细树枝再盖稻草和泥巴，最后蒙层塑料布防漏。里面挤着十几个汉子，铺麦秸打地铺，夜里能听见外面的风声，倒也比外头暖些。有的地窝子大，能容下整个小队，大家挤在一块儿，连呼噜声都连成一片。
工地上永远是人山人海，红旗插得到处都是。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挖土的挥着镢头砸开冻层，装车的喊着号子把泥往篓里塞，平板车来回穿梭，淤泥混着冰水，一锨下去能溅得满腿都是。数九寒天里，冰尖儿像刀子，划破脚面是常事，鲜血混着冰水染红一片，疼得直咧嘴也得接着干。有人拉滑车——把小推车倒过来固定在河岸，用大绳钩住装满泥的车，两人一组往岸上拽。绳子要是断了，轻则摔一身泥，重则伤胳膊腿，可谁也没退缩——这活儿虽苦，总能换点工分，够家里买斤盐、称两斤玉米面。
苦日子里也有乐子。那年去马夹河清淤，谢秃子的胶皮靴子成了焦点。他摸着锃亮的靴子跟刘三靠打赌：“喊声爹，这靴子归你。”没想到刘三靠真的“噗通”跪下，扯着嗓子喊“爹”，硬把靴子从谢秃子怀里拽走了。谢秃子气不过，找小卖铺老板写了封假信，说刘三靠娘催他回去结婚。刘三靠乐颠颠收拾铺盖要走，还是队长提醒“你娘从不喊你三靠”，才拆穿了把戏。大伙笑了好几天，谢秃子的光头上青筋都冒出来，刘三靠却穿着靴子在工地上晃了整星期，逢人就说“这是我爹给的”。
吃饭是最实在的盼头。早晚啃窝头就咸菜，中午能喝口热粥就算不错，要是队里改善伙食炖猪肉白菜，香味能飘半里地。民工们端着粗瓷碗蹲在一块儿，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人开玩笑说“这汤能泡三碗窝头”。广播里总放吕剧《借亲》的“马大保喝醉了酒”，李岱江的唱腔飘在工地上空，混着号子声和铁锨碰石头的脆响，倒也冲淡了几分苦。晚上收工，大家围在火堆旁抽旱烟，有人讲村里的趣事，有人说“这力气使完了明天还能长”，烟味裹着笑声，飘得很远。
如今机械代替了人力，挖河的场景早不见了，可老人们提起当年，总说“那时候的人真能熬”——熬得过冰天雪地，熬得过淤泥没腿，熬得过苦，也熬得出乐。那些推着小推车的背影，那些地窝子里的呼噜声，那些喊着号子的汉子，还有谢秃子和刘三靠的笑话，都埋在记忆里，像当年挖通的河，流着永远的热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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