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春晚,带着质朴的“联欢”气息。它像一场单位内部的年终茶话会被搬上荧屏:演员与观众座位相邻,主持人可以即兴串场,失误会原汁原味播出,甚至镜头会捕捉到工作人员穿梭的身影。它的魅力在于那份未经精密计算的真实感与参与感,仿佛全国观众只是加入了一个更大、更热闹的家庭聚会。
四十年演进,春晚早已超越了“晚会”的范畴。它成为了一种仪式、一份清单、一桌必须准时开席的“文化年夜饭”。节目单的审定,涉及语言类节目的每一个“包袱”、歌曲的每一句歌词、甚至演员的着装发型,都承载着超越娱乐本身的重量。它的舞台,从文艺的秀场,延伸为展示国家年度成就、社会风尚、科技实力乃至国际视野的橱窗。每一分钟的安排,都经过精密的社会学与传播学计算,力求在阖家欢乐的基调下,实现最大范围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观传递。
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春晚步入黄金年代,也成为了制造全民流行文化的绝对中心。赵丽蓉的“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赵本山的“拐啦,拐啦”,冯巩的“我想死你们啦”,这些台词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歌曲《常回家看看》直击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伦理焦虑,引发巨大共鸣。此时的春晚,是潮流的定义者,是社会情绪最敏锐的捕捉者。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这面镜子变得模糊而多面。春晚不再是与流行文化的单向输出关系,而转变为一场复杂的互动与博弈。一方面,它必须努力吸纳和“收编”过去一年已在网络上爆红的元素、人物与话语,以证明自己并未“脱节”;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凭借其无与伦比的曝光度,制造新的流行。然而,结果常常是微妙的:网络热梗经过春晚的“消毒”与转译,往往失去其原有的草根锋芒与幽默语境;而春晚苦心推出的新作,也常常在节目结束几分钟内,就被数亿网民放在社交媒体上,用显微镜般的目光进行解构、解读、玩梗甚至批判。春晚从“造梗者”变成了“用梗者”乃至“梗本身”。
这些尝试有效,却也带来新问题:技术盛宴是否掩盖了内容贫血?流量明星的“拼盘”式表演是否削弱了节目凝聚力?对网感的追逐是否有时显得生硬?
或许,春晚的出路不在于彻底颠覆,而在于重新锚定自己的核心价值。它的不可替代性,或许正在于它提供的一种无与伦比的“共同经历”和“仪式感”。在离散化、原子化的现代社会,能有一个时刻,让数亿人同时做同一件事、关注同一个话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联结。这种“同在感”,比任何一个具体节目的口碑都更为根本。
未来的春晚,或许应更坦然地接受自己作为 “时代情绪容器”和“文化仪式地标” 的角色。它不必再执着于成为流行文化的唯一发动机,而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开放、更具包容性的平台:既能承载主旋律的庄重,也能给真正的民间创意和锐气留一席之地;既能展现国泰民安的宏大图景,也能不避讳地映照普通人的平凡悲喜。它的成功,未必在于诞生多少“经典节目”,而在于能否让更多人在这个夜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参与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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